週三 3月 10, 2004 4:31 am
殖民地裡的黑暗縮圖：
論龍瑛宗的〈植有木瓜樹的小鎮〉
引言
《植有木瓜樹的小鎮》是新竹客籍作家龍瑛宗最早發表的處女作，也是龍瑛宗作品裡較具代表行、最常被討論的一部小說，放在「日據時期」的時空裡，這部小說以其揭露日據後期的社會晦暗面和小知識份子階層的掙扎與挫敗，如實地呈現消極的醜惡現實，從而標示出自身的文學價值。
本文將借用若干「後殖民主義」（post-colonialism）的文化觀點，解剖這篇小說裡的主題意識和主人翁陳有三的被殖民化觀念。
關鍵詞：
知識份子（intellectuals）、依附者的情意節、知識無用論、集體潛意識
壹：日據後期，同化政策下「知識份子」的縮影
一、陳有三的自我期許：獨善其身式的力爭上游
作為一個擁有中學畢業學歷的知識份子，陳有三在家賦閑四、五年後，才從二十幾位應徵者中脫穎而出，在「街役場」（鎮公所）找到一份月薪24圓的會計助理工作。
這段賦閑在家的歲月沒有提供主人翁任何的警訊，所以並沒有消磨掉主人翁力爭上游的信心與高度的自我期許。陳有三和許多社會新鮮人懷抱著同樣的心情，積極樂觀地投入就業職場，心中充滿著許多等待實現的美夢；他做出讀書計劃，立下目標：「一年內考上普通文官考試，十年內考上律師考試。」他相信以他的努力必定可以更上一層樓、改善目前的生活，使自己和家庭脫離貧寒的農家階層，成為受社會敬重的資本（地主、富農）士族（律師、高級文官）階級的一員。
在不同的時代裡，知識份子都是自覺性最強的一群，對於現狀的省思最深刻，行動表現最為積極。緣自不滿意現狀，所以意欲「力爭上游」，以求改變現狀，掙脫貧賤的農、工階級或無產階級，擠身具有較優厚的生活條件和較高級的社會地位的資產、士族階級，知識份子往往成為時代裡促進社會階層流動的主力。
「不滿現狀」是知識份子的普遍性的人格表徵，在這個具有前提性的表徵裡，愛德華‧薩伊德（Edward W‧Said；1935-2003）認為知識份子意識「主要的表現方式是一種反對的精神（a spirit in opposition ），而不是調適（accommodation）」（參見《知識份子》序言），「知識份子的責任感要求我們對於現實抱持更強烈的批判意識」（參見〈復仇無法消滅恐怖主義〉）、「知識份子生活裡的興趣與挑戰，存在於對現況提出異議，面對弱勢團體的不公平處境所做的奮鬥」（參見《知識份子》序言）換言之，知識份子所扮演的是「帶頭的反抗者」角色，而不是與現實妥協，明哲保身的投機者。
本篇小說裡的主人翁陳有三，基本上是個有自覺能力的青年知識份子，不滿現狀亟思力爭上游出人頭地；雖然陳有三的格局很小，它沒有淑世的博愛情操，滿腦袋所想的只是自己如何從困頓的現實泥淖裡掙脫出來，成為一個擁有社會地位的士族階級人物。這種「獨善其身」的小我思維，反映出日據後期，在殖民政府「同化政策」深化下，許多知識份子觀念上的消極與退縮，較諸日據中期賴和小說「阿四」裡，那種對官廳偏頗的醫藥政策和種族歧視強烈的質疑與不滿（註1）的反對精神，兩者間明顯地已大相逕庭。
二、陳有三的「台灣人觀」：自身文化的嫌棄與身份否定
主人翁陳有三對於現狀的不滿，不僅表現在他來自於經濟觀點方面，亦即對這份一年僅僅提薪（加薪）一圓的會計助理工作，
相當主要的成因是他對現實社會中的自己的人民和他們的生活環境，所懷有的強烈的嫌惡感：
「街上骯髒、發暗、亭子腳的柱子發黑，被白蟻蛀蝕得快要倒了下去。為著要避開強烈的陽光，每家屋簷都張著用粗筆濃墨寫上——老合成、金泰和——等行號的布蓬。
一進小巷櫛比的房屋就更加雜亂骯髒，因風雨剝落的土角牆狹窄地向胸膛壓迫過來，大概是陽光照不到的緣故，小路濕潮潮的；孩子們拉的屎尿等的臭味，宛如蒸騰著的熱氣鬱悶地磅礡著。
穿過街道，馬上就看到Ｍ製糖會社。一大片高高綠綠的甘蔗田，紋風不動，直挺挺地矗立著煙囪的工廠，巨大身軀閃閃地亮著白光。」
從這兩段對現實景物所採取的對比描繪，可以看見這是作者自現實面的印象所形成的成見：對於小鎮的雜亂骯髒和製糖會社的直立挺拔，兩種形象所採取的孰優孰劣的批判立場。在小說一開場，作者便以他的成見，透過現實場景的優劣批判，暗示自己的身份（種姓）認同與文化認同立場：嚮往成為日本人和認同帝國文化的優越性。而此種趨向殖民者的文化與身份，同時意味著嫌棄自身的身份與文化，以及台灣人主體意識的喪失。
「第三，該是他對本島人的一種輕蔑吧。吝嗇、沒教養、低俗骯髒的集團不就是他的同族嗎？僅只為一分錢就謾罵髒話，不能不仇視爭吵的纏足的老太婆們，平素連一分錢都捨不得的，一到婚喪喜慶，卻都要借錢來大喝大吃大鬧，多詐而好訴訟的人們，狡滑的生意人。映照在中學校畢業、稱為新知識階級的陳有三眼裡的這些人們，在他看來就像蔓延繁茂於沒有向上發展的黝暗生活面的卑賤雜草。陳有三討厭被看成和他們是一路的。」
陳有三對同族的「本島人」的成見，正是「吝嗇、沒教養、低俗骯髒的集團」，他鄙視本島人，視他們為缺乏自覺性和向上發展可能的「卑賤雜草」，所以恥於與之為伍。
在日據後期，陳有三所代表的正是台灣人的知識份子中，被「皇民化運動」同化得最為徹底的一群，他們完全接受殖民者對被殖民者（本島人）所塑造的形象：文化低落、經濟貧困、性格卑賤，而且對此種負面形像深信不疑。
這種殖民者有意圖的替被殖民者塑造形象的作為，北非學者艾柏特‧梅密(Albert Memmi)在〈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一文裡，首段即明白指出殖民者的用心和所產生的迷思：「既然有殖民者，當然就得替被殖民者塑造形象，這就同資產階級替無產階級塑造形象一樣。兩個形象分別使殖民者和資產階級得以安身立命，否則他們的存在和行為都會變得很突兀，正因為這個人人樂用的形象太適合他們了，反而變成了迷思。」
三、依附者的情意節：由認同以至仰慕而至仿傚
被同化的受殖民者，在否定自身種姓身份和種族文化的同時，往往努力地使自己趨向「殖民者」，把殖民者當作「學習楷模」。在陳有三這類知識份子的認知裡，殖民者被理所當然地視為「進步的、現代化的」楷模，因為殖民者不僅擁有支配被殖民者生活方式的一切權力，並且享有經濟、文化等各個層面的優勢的社會地位。知識份子趨向殖民者，任同其文化，努力地歸化為其成員，成為改變現狀、麻雀變鳳凰的捷徑。
「他也時常穿著和服，常用日語，心裡燃燒著理想、進取之火，找出和同族的他們不同之存在的自己，感覺到一種自我安慰。…
…雖然也許是個虛妄的希望，但是如果有機會的話，就和內地人的姑娘戀愛並結婚吧。不是為此才頒布內台共婚法的嗎？
不過要結婚，還是當對方的養子較好。戶籍上要是成為內地人，如果在官廳工作就會有六成加薪，其他各方面也都會有利益。不，不，就算把那種功利的考慮摒棄於外，如能和有著無與倫比的柔順和教養深厚、而又美麗如花的內地人姑娘結婚，把自己的壽命縮短十年或二十年，都不會埋怨的呀。然而這麼少的薪水，不是無可奈何的嗎？」
在討論到殖民地原住民的情境時，梅密特別舉出維護原住民文化認同的要素，如何被殖民者逐步淡化以至消滅。維護文化認同有四項要素：即歷史意識、社團意識、宗教意識（或一般文化意識）和語言，其中語言的宰制尤其是個關鍵，因為前三項往往要靠語言來轉化。日據後期的台灣人知識份子都受過不同程度的日本式教育，小說裡的陳有三擁有中等學校的學歷，日語流利之外，所受的日本文化影響自然也較深，正由於陳有三在學歷上的優勢，使得他能夠在人浮於事的當時，從眾多應徵者中脫穎而出，在小鎮找到「街場役」這份待遇微薄但勉強可以餬口的會計助理工作。所以，在陳有三的思想裡，幾乎不存在台灣人的主體意識：
歷史意識、社團意識、宗教意識，這些都是可以想像的，而表現在日常行為上，他喜歡「穿和服說日語」也就理所當然的了。
「殖民者從來不像被殖民者那樣有貧乏之餘，他擁有一切享盡特權。他更是成敗得失中的勝方，他爭服了被殖民者，使其永遠充當他的奴僕。被殖民者的第一心願就是向這個光鮮的楷模看齊，力求變得和殖民者一模一樣，再也認不出原來的自己。
由仰慕而至仿傚，等於就是讚同殖民化，這是可想而知的。但是被殖民者一旦順應了自己的命運，也就堅決否定了自己，換言之，他是以另一種方式否定了殖民地的現實。否定自我和愛慕殖民者，是一切欲求同化者的共同特性。以此尋求解放的人，這兩方面是緊密結和在一起的。在對殖民者的愛慕中，潛藏著以己為恥、自我怨恨等等複雜的心態。」（參見〈殖民者與被殖民者〉）
梅密對於被殖民者的受殖民化過程：由認同以至仰慕而至仿傚，作了相當精闢得剖析，小說裡的陳有三正是被殖民者中，懷有高度的「依附者的情意節：否定自我和愛慕殖民者」的知識份子。
他幻想著有朝一日能和內地來的日本姑娘結婚，甚至成為日本人的養子，而這些綺思異想，背後不僅有著經濟上的功利意圖：工作就會有六成加薪，社會地位因身份改變而顯著提高；更有著一廂情願的感情因素：內地的日本姑娘柔順且有教養。
貳、就業職場中知識份子難堪的眾生相
一個懷有「依附者的情意節」的知識份子：樂觀進取的陳有三，在現實的就業職場中，不僅見識到人心的卑鄙險惡，同事間的爾虞我詐、互揭瘡疤，還一幕幕地親眼目睹了，這些在現實生活中爭扎的同事們，淒慘難堪的眾生相：
一、被家庭重擔壓著的前輩蘇德芳：
任職於某公所的蘇德芳，一家七口人擠在租來的狹窄平房裡，「四周都被包圍著，空氣流通不好，陰沈沈的，孩子不斷地生病…」，足見其居住品質惡劣。蘇德芳雖然薪水較高（月薪約40圓），但是要支付龐大的家庭開銷，以致經常捉襟見肘，並且，蘇還因為背負家人因他以往求學、結婚花費，所舉下的龐大債務，負擔更為沉重。
在和友三初見面的場合裡，蘇德芳就以「過來人」的心情勸友三別太早結婚成家：「陳先生，你剛從學校畢業，我才會跟你說，只有結婚這件事，不要太早吶。殷鑑不遠，我就是好例子。雖然這也是父母硬逼，但也緣自我沒有一定的信心，可是卻沒想到那破綻會來得這麼快。」，這席話對於剛踏入社會工作的有三，當然會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加上友人洪天送事後加溫：「一走出街上，洪天送顯出一臉彷彿不勝可憐的表情說：『蘇先生月薪還只有四十圓左右，加上孩子多，他也相當困苦的樣子。如果我們也變成那樣就完了。』這句話在陳有三心上留下沈鬱的影響。」使得有三更加相信不應該太早結婚，被家庭綁住。
二、同事間的爾虞我詐、互揭瘡疤：
同事戴秋湖邀請陳有三到家裡來，在對有三作了一番詳細的身家調查之後，認為他的家境貧寒斤兩不足，不是一隻炸得出油水的肥羊，所以臨時改變想法，不打算把自己的妹妹亮出來，改口要介紹自己的一位遠親的姑娘給有三，想從中賺取一筆媒人錢，因為替人作媒也是戴秋湖的一項主要副業。
另一位同事洪天送在有三事後陳述這件事時，迫不及待地向有三曝料，揭露陰私，把戴秋湖說成是個精打細算的陰險小人，為謀取為數可觀（三千圓）的聘金，不惜犧牲大妹的幸福，硬是逼她嫁給有錢人家的浪蕩子，並推測說戴秋湖之所以邀請有三到他家去，原本是打算把傷心受巨創得大妹改嫁給有三，「那可能是因為你薪水少又還得給家中寄錢這件事，說明著你家窮困的緣故吧。」，以致戴秋湖臨時改變主意。
三、友人洪天送的「買賣式婚姻」：
洪天送把蘇德芳婚後的慘況，引為自己的借鏡，不想太早結婚，並且樂觀地認為自己只要在會社裡再熬五年，就可以分配到社員宿舍，擁有品質較佳的住宅環境。然而諷刺的是，天送本人同樣被父母催促著結婚。天送向有三坦誠這又是一樁「買賣式婚姻」，對方是商人三姨太的女兒，願意提供一筆可觀的陪價，而天送自己的態度卻是無所謂的：「不管是打算盤的結婚，或者不是，那事情是無所謂的。我只是要明智地走我被給予的現實之路而已
。」，「反正我們是無法戀愛結婚的。既然這樣，最好是結婚能賺錢。並且帶陪嫁錢的不是常有的——」賺錢才是目的，結婚只是賺錢的手段之一。美其名是「打著如意算盤的結婚觀」，說穿了是以經濟條件為前提的一樁買賣，雙方各取所需：女方「希望嫁給中學校畢業的人」，所以「附帶一些陪嫁錢來找相當的學歷和生活安定的男人；而男方則是想得到女方那筆豐厚的陪嫁，於是，婚姻變質為各有盤算的價值交換，雙方家長各取所需皆大歡喜，就是不問婚姻當事人是否願意。
四、認為「知識無用」的中學同窗廖清炎
廖清炎是陳有三的中學同窗，兩人久別重逢，「廖清炎在淡鼠色西裝上穿著風衣緊束著腰帶，煞像瀟灑的城市青年的風采」廖君光鮮如紳士般的外表，讓有三判若兩人。
「老樣子呀。你變成判若兩樣的紳士了嘛！」
「看來是那樣嗎？那太好啦！雖然一表堂皇卻是個月薪三十圓微不足道的拿工資的哩。不過月薪三十圓是只有對你祕密告白，對一般人是吹噓月薪五十圓的。因為只要穿上三十圓按月付款的唯一的好衣服，佯裝著高級社員的臉，就能受到一般人的
尊敬和良好的服務呀。」
原來，廖清炎的這身打扮是刻意的，為了是在社交場合，穿著體面的衣服，「佯裝著高級社員的臉，能受到一般人的尊敬和良好的服務」，而且，由於虛榮心作祟，在商事會社裡任職的廖君，明明只有月俸30圓，卻自己給自己加薪，對一般人吹噓成月薪五十圓。
而更讓有三為之「耳目一新」的，卻是與廖君的那席對話，歸結起來正是「知識無用論」：
「真的，學生時代說什麼數學啦、古文啦，雖然把精力傾注在那種艱難裡，一旦出社會一看，真叫人吃驚於其單調呀。我天天從早到晚數鈔票，還有簡單的帳簿記帳。」（有三說）
「所以我就一乾二淨地把五年間所學的知識全還給學校了。每天要在帳簿的貸借上記數字，並不需要多餘的知識，頂多，算盤打得好就行了。」（廖君說）
「把所學的知識全還給學校」，聽起來像是一則「冷笑話」，但是對於就業職場上許多不能學以致用、發揮所長的工作者而言（包括此時的筆者），卻是真實的經驗感受。
「也就是說生活沒有創造性。不過，我認為我們必須努力使，我們的生活具有創造性。」（有三說）
「你還是個理想主義者。做學問——就是自學勉勵創造自己的生活。可是衝破那充滿苦鬥的難關而勝利之日時，等待著你的是什麼？不過是一成不變的拮据生活的變形罷咧。這聽起來也許像逆說，但是現代，我們站著的時代正是這種逆說的現象。過去的人們也許靠自學力行飛黃騰達，但至少現在，仍然抱著那種古老的理論和理想的男人，卻不能不說是太過天真的人。」（廖君說）
兩人在對話中開始了辯證，友三這時還懷抱著理想，但廖君卻是個潑人冷水的務實派。廖君所持的論點有二【1】「大環境已經改變，靠自學力行飛黃騰達，這種人的太過於天真」、【2】即使自學有成，衝破難關，仍不能改變拮据的生活。
為說服有三，同學廖君還舉出友人H君的實例，說明學問（或知識）方面的成就，並不必然能夠在現實生活裡，起安身立命的積極功用，據此增強己方論點的說服力。而廖君的此種說法，果然碰觸到友三的痛處。
友三只得自己找台階下，如此地自我解嘲：「不過我說，假定我的第一目的在於改善自己的境遇，它由於時代的潮流變成不可能，但因讀書獲得知識，人格的陶冶這種第二目標是抹煞不了的。」
友三認為知識積極層面可以使自己改善生活，提升社會地位，即便大環境不許可，知識在消極方面至少可以修身養性，陶冶人格。第二目標顯然是退而求其次的說法，自我安慰的成份居多，但是廖君對這議題繼續窮追猛打：
「哦哦，讓狗去吃那知識吧。知識將使你的生活不幸吧。不管你如何提高知識，當你碰上現實，也許那知識反而會成為你幸福的桎梏。還有，在這樣的鄉下，要準備律師考試，怎麼行呢？」
廖君以不屑的口吻直斥：「讓狗去吃那知識吧」，武斷地預言「知識將使你的生活不幸」，但這些都只是推論層次，接著廖君提說現實面的提問：「在這樣的鄉下，要準備律師考試，怎麼行呢
？」，直接點出如此的環境，不利於友三讀書準備考試，在這點上面，廖君顯然認為有三要嘛換個適宜的環境專心讀書，要嘛安於現狀，做個知足享樂的上班族斷了讀書考試的念頭。
無獨有偶地，同事黃助役和金崎會計的那段對話，似乎正是故意說給友三聽的：「我認為社會不幸的原因總是在於知識過剩哩。知識總是伴隨著不滿的，因為它使對社會沒有客觀性認識的偏激青少年，或反抗社會，或陷於自暴自棄。所以就街役場說，與其要求有知識的，倒不如要求把自己的全部精神傾注於職務，工作精確和字體端正秀麗的實用人物。」黃助役認為在街役場擔任如此簡易的工作，不需要中學的高學歷，這是明顯的「割雞焉用牛刀」的偏激論點，只能代表他個人的看法。事實上，友三能自應徵者中脫穎而出，關鍵因素正由於友三具有較高的學歷，在應徵工作時，較高的學歷通常意味著較佳的競爭優勢。但是黃助役因為自己沒有中學學歷，只因為在職場上他是比較早投頭入進來的上班族，以資深者的地位發言，故意說出「較佳的條件（學歷者）據有較強的競爭優勢」這類違反常理、似是而非的論調，而黃助役之所以有如此論調，其實乃是緣於對友三的中學學歷產生「酸葡萄」的心理作用，換言之即是基於妒嫉而產生的故意輕蔑態度，再從「輕蔑」捻出「知識過剩」的偏激論點。而「知識過剩」只是「知識無用論」經「弱化」後的變形物，在黃助役的「實用主義者」觀念裡，主觀地認為「全部精神傾注於職務，工作精確和字體端正秀麗的實用人物。」更適合於「街役場」這類工作內容簡單的職場，換言之，友三的中學學歷在此地是「大材小用」，或者「英雄無用武之地」。
「這些話現在還帶刺的響在他身邊。在這裡是不得不變成無智的機器的呀！」面對黃君意有所指的冷言冷語，友三心裡當然是不舒服的，但是小說中，作者並沒有陳述有三當時對黃君的反感，只是以回憶的筆觸輕輕帶過，友三沒有對黃君的帶刺言語立即以反唇相譏，事實上如此會激怒黃君，給自己樹敵招惹麻煩，所以讀者們可以推理出，有三當時顯然表面上佯裝沒聽見，一副若無其事般的故作鎮定，而內心裡卻在思考著黃君這席話，等於是在向他暗示：「在這裡（街役場）待久了，每個人都會退化成傻瓜（無智的機器）。」
這種「知識無用論」，在日據後期，反映了相當多數知識份子在現實環境的挫折下，引起的「內縮和反智」反應。面對無力改變的大環境：殖民政府的種族歧視、蕭條的社會經濟、社會資源掌握在少數人：資本家（會社、商社）和地主手中，出身農工階層的知識份子，對於現狀的確充滿無力感，他們普遍感受到，在如此不利的大環境宰制下，想藉著知識來脫貧致富，擠身上流社會階層，幾乎是完全不可能的。
五、面臨革職命運的林杏南：
在社會經濟不景氣的時局裡，林杏南是一個即將被現實洪流吞噬的可憐蟲，為了活下去，哪怕漂來身邊的只是一根稻草，他都會牢牢地抓住。在陣公所裡，
「他被同事輕蔑、疏遠著。正相應於他老朽而無能，行將被革職的風聲，他除了諂媚取悅上司以外，就像緊抱著桌子般，慢吞吞工作著。即使被比自己年輕的黃助役以申斥學生一樣的語氣數落著，他還是唯誰諾諾地諂媚著，一直表示著恭敬的模樣，就像家畜一樣可悲的畫像。」林杏南的悲劇形像，經由他對自己苛薄、對朋友吝嗇、對上司諂媚的言行舉止，以及老朽無能的工作能力
，鮮明地凸顯出來，而林君的人格形象之所以會淪落到如此難勘的地步，則是由於他自己感受到行將被鎮公所革職的強烈的「危機意識」：「…當陳有三從林杏南接到這種邀請時，他看出林杏南的劣根性。對於為了要從同事那裡賺取一些金錢的林杏南的心情，陳有三感覺到一種難以形容的憐憫和侮辱。」
只為了要從同事那裡賺取一些金錢（房屋租金），林杏南才刻意接近有三，主動提出替有三供應膳宿，而友三是個軟心腸的青年，很輕易地被林君的困苦處境所打動，同意搬去林君家裡租宿。
三：「知識份子」的掙扎與挫折
一、現實生活裡的挫折：
陳友三看見周遭的朋友：蘇德芳、戴秋湖、洪天送、廖清炎、林杏南等人，他們同樣是這個小鎮裡的知識份子，在現實生活的泥淖裡，有的難以以自拔（如蘇德芳），有的汲汲鑽營（如戴秋湖），有的向現實妥協（如洪天送），有的淹沒於世俗（如廖清炎）、有的面臨革職命運（林杏南）他們都已失去自泥淖裡掙扎而出，自逆境中逆流而上，那種向上提升的熱情與勇氣。這些人在現實裡沉淪，對於未來抱持消極頹廢的態度，他們既是「知識無用論」的信徒，又是「享樂主義者」的奴僕，他們心中沒有理想沒有夢，認為這些都只是「華麗的幻影」：「當知識擁抱著華麗的幻影時，會緩和一些生活的痛苦吧。可是不久幻影將會支離破碎。把喪失掉幻影的知識與生活結合在一起時，生活的痛苦只會變得更加痛楚而已。」理想和夢的華麗幻影就像鴉片，只能短暫地麻醉自己，緩和生活的痛苦，而幻影終究會支離破碎，這些無用的知識在現實生活裡，只會使痛苦更加劇。所以他們向現實臣服，並且以感官享樂：酒和女人，使自己的身心獲得舒解，而這正是他們共同的「減壓」方式。
享樂主義者的「及時行樂」，往往採取「酒和女人」這種風花雪月式的身心舒解方式，這種方式一旦成為習慣，被內化（internalization）為生活裡不可或缺的一部份，便會逐漸腐蝕人的身心意志，使人迷失向上向善的美好的本性。對於一個具有自覺意識和懷抱理想（或使命感）的知識份子而言，這種腐化並非不能抗拒的，若他能持續堅定信念，並且拒絕同儕的引誘，薩伊德提醒我們：「對知識份子而言，腐化的心態莫此為甚。如果有任何事能使人失去本性、中立化，終致於戕害熱情的知識份子的生命，那就是把這些習慣內化。」（《知識份子》P139）
從「不能學以致用」或「知識過剩」的前提，推論出「知識無用論」的結論，其實是能力不足者為了「自找台階下」，所帶出來的「自我合理化」藉口，性質上都帶有「逃避」的意圖，本島人所形容的：「牽拖」這個語彙，正可以傳神地用來作為注解。
雖然這些友人的悲慘處境、不愉快遭遇和消極的生活態度與投降式言論，或多或少對有三心理上產生若干負面影響，然而真正腐蝕有三向上奮發的決心和意志的，卻是這個有著慵懶性格的小鎮，以及往後接踵而來的挫折與打擊：
【一】小鎮慵懶的性格：對意志產生的風化作用
「陳有三對讀書感覺倦怠，不一定全是同學廖清炎所說的話造成的，是這個小鎮慵懶的性格逐漸滲透入陳有三的肉體裡。它恰如南國猙獰的太陽和豐富的自然侵蝕著土人的文明，這個寂寞而慵懶的小鎮的空氣，對陳有三的意志開始發生風化作用了。」在一個逐漸沒落下去的小鎮裡，陳有三每天所接觸到的人們，都有著慵懶的性格，醉生夢死得過且過，破落的市容呈現的是老態龍鍾的沉沉暮氣。如此的生活環境長期下來使友三逐漸產生「倦怠感」，這是環境對友三身心的消磨與侵蝕。
「這個小鎮的空氣是可怕的，變得像腐爛的水果。青年們彷
徨在絕望的沼地裡。」林杏南那個病懨懨的長子，口中說出的這段話，正是這個小鎮正面的形象和註解。
【二】黑暗的真理：纏繞意志的荊棘
「從同事、朋友聽到的全都是別人的風評、女人和關於金錢的事情。他們甘於現狀，拚命地尋找著掉在地上的一丁點享樂來享受著。陳有三雖然抗拒著他們，但每當和他們發生摩擦，卻不能不焦慮地觀望著自己的反抗而越來越遲鈍。當然，廖清炎留下的話變成黑暗的真理纏繞住他。在這樣的鄉下想要考律師，確實是荒唐無稽的。那不是剛離開學校的年輕人懷抱的海市蜃樓一般美麗的夢嗎？沒經過多久，不是已經意志上發生罅隙了嗎？」
廖君的「知識無用論」動搖了友三的信心，使他開始反省，陷入爭扎交戰中：「說要對立身處世出人頭地死心、要放棄知識的探求，而將我們年輕人的向陽性摘掉後，我們到底還剩下什麼？不是只有無意義的生命殘骸嗎？」友三這段話是「反詰」，同是也是對自己觀念的「扣問」。「在這樣的鄉村裡放棄讀書後的生活，不就像囚人一樣毫無意義的生活嗎？打算到同事和朋友那裏去，嘮嘮叨叨地饒舌著無聊的牢騷、身邊瑣事和金錢的事情，要這樣過日子嗎？與其要過那種無聊、傻瓜的時間，倒不如在家裡獨自毫無顧忌地躺臥著。還是要去賣淫窟擁抱瘦黃的女人們呢？…就算不是以不得不然的心情，僅止於為了要把公務以外剩下的空閑做更好的打發，除了讀書以外是沒有更有價值的生活。這就是眼前留下來的唯一之路。」友三接著以「對比」法，就兩種不同生活態度」：「縱情享樂與甘於平淡」和兩種不同的生活方式「狎妓浪費時間與讀書打發時間」，進行價值判斷，他得出了兩個結論：【1】「即使累積的知識，將來會給生活不幸的陰翳，還是不會比擁抱賣春婦的生活更不幸的。」，追求知識比縱情聲色逸樂的下場，總會好一些。追求知識頂多徒然勞碌一無所獲，但絕不至於像沉迷聲色終致身敗名裂。【2】「唯有對於擁有新知識才感到一種自尊，才能俯視蝟集於他周圍的同族們。要他放棄新知識，簡直就是要將他還原於被某些人所卑視的同族。要把他推落入沒有教養而生活程度低的泥沼似的生活，對他來說是無法忍受的」知識可以給予他自尊，使他站在高處睨視同儕、俯瞰周圍的同族人們，知識代表的是一種教養：較高尚的人格品質和生活態度與方式，不會重返低俗的生活泥淖中。換言之，知識或許使他在現實環境中一無所獲，但絕不至毫無益處，對於知識，友三仍堅持知識份子的道德信仰：肯定知識的道德力量（明辨是非善惡）和提升生活品質的效用（自尊與教養）。
可惜的是，這兩個結論卻沒有支持友三太久，很快地他就被「接踵而至的打擊」打敗了。
二、接踵而至的打擊
陳友三「在逆境中力爭上游的決心」，並沒有被戴秋湖和雷德這些酒肉朋友解除，聲色場所中的紙醉金迷還不足以迷失有三的心性，他知道歡場中的酒和女人，不是他心中真正所需要和想要的。
搬到林杏南家裡租宿後，陳友三喜歡上林君的女兒（「對林杏南的女兒翠娥懷著淒惻的思慕之情」），當他鼓起勇氣向林君提起要娶他的女兒時，卻碰了林君一個特大號的軟釘子。林君先是肯定友三是個溫和而又可靠的青年：「像您這樣的人希望要我這樣的人的女兒，對我來說是沒有比這個更高興的啦。你的性情，我很了解，我女兒當然也是最高興的。」，隨即以悲情的訴說婉拒了友三：「可是非常遺憾，如你所知的，我的家很不如意，加上還有病人。並且我不久就會被革職。要是我失掉職業，一家人從那一天起就必須流落街頭了。這麼一想，雖然女兒實在可憐，但她要為一家人犧牲，要把她多賣一些錢。幸虧她長得標緻，先前就有鄰村的有錢人家來提親，目前已在洽談中。」
友三這時才覺悟，林君的想法和戴秋湖把妹妹「賣嫁出去」的作法殊途同歸，而林君毫不諱言他是要把女兒當犧牲品，在「買賣式的婚姻」裡賣個好價錢。林君的理由有絕對的正當性：他即將失業，一家人有流落街頭之虞。友三看清楚這個齷齪又無可奈何的社會，使得友三不得不接受這樣殘酷的現實，只能扼腕浩嘆社會的黑暗。從此以後，友三妥協了，同時也沉淪了，他開始放縱自己，經常去找戴秋湖、雷德這些「損友」一起喝酒，藉酒澆愁，讓「酒像火焰似地向身體內一擴散，莫名的悲哀和反抗就像蠍子一樣折騰打轉起來。」。酒，成為友三悲憤情緒的發洩：「陳有三不再給家裡匯錢，一直把理性和感情沈溺於酒中，而在那種生活裡，感到湧上來一脈脈陌生的陰鬱的歡樂。他放棄自尊、知識、向上和反省，而發現緊抱住露骨的本能、徐徐下沈的頹廢之身。」友三雖然在現實裡徐徐沉淪了，但他還剩餘著一些知識份子的堅持，一點點出自於自覺的精神的潔癖：「感覺到因厭惡這種醜俗的感情」，不去酒家找女人尋求慰藉，寧可選擇以酒精來麻痺自己悲憤的情緒，而不像雷德：一個擁有大學文憑的高級知識份子，完全沉溺於酒色之中，以酒和女人來解救自身的絕望。
「藉酒澆愁」當然是一種逃避現實苦悶的手段，在友三而言，是由於挫折感所引起的一種情緒轉移，他必須找到情緒的渲洩口
，即使如此的渲洩方式僅有短暫的麻醉作用。友三的「初戀」的確是被現實打敗了，情感上的不如意，只是加速他認清楚現實的殘酷本質，友三還沒有徹底的對自己絕望。
然而，「藉酒澆愁」與「上酒家縱情酒色」僅有程度上的差別，在這篇故事裡，本質上都是薩伊德所指責的「知識份子的逃避」心理下，所採取的某些行為方式：
在我看來最該指責的就是知識份子的逃避：所謂的逃避就是轉離明知是正確的、困難的、有原則的立場，而決定不予採取。（《知識份子》P138）
「自尊、知識、向上和反省」都是陳有三剛來到這鎮上時，
所採取的「主觀立場」，標示著他樂觀進取的生活態度。雖然周遭的酒肉朋友一再地以聲色犬馬引誘他，雖然他的同學、朋友陸續和現實妥協，他仍爭扎抗拒著鬆懈和沉淪，一直到他的婚姻觸礁，這個「臨界點」出現，他才完全地認輸，向現實低頭，放棄自己原來的立場。
肆：爭扎無望的「絕境」
在日據後期，經濟不景氣的時空環境之下，於百業蕭條的小鎮上，發生在陳有三這類小知識份子身上的這則故事，具有相當的說服力：剛踏出社會的主人翁陳有三，受到身邊酒肉朋友的包圍和誘引，讀書考試的決心遭到滲透與侵蝕，內心出現一聯串的衝突與掙扎，決心出現裂隙開始動搖，終於因不敵失戀的打擊而放棄自尊、知識、向上和反省，並經常藉酒澆愁。這則故事會有這樣的「結局」，就似乎是順理成章的了。
謀生不易的大環境，塑造出知識份子對生活消極悲觀的「集體潛意識」：無論是艱苦煎熬、爭扎求生的蘇德芳、林杏南這類人，或者是及時行樂、聲色犬馬的戴秋湖、雷德、廖清炎，甚至是空有理想抱負的陳有三和林杏南那體弱多病的長子，這些不同類型的知識份子，他們最後都殊途同歸地匯集成「爭扎無望」的集體潛意識。
作者龍瑛宗精心地營造了一個爭扎無望的「人間絕境」，傳達出如此的主題：在這樣的一個條件惡劣的絕境裡，任何一個知識份子，想要藉著讀書和知識力爭上游，取得較高社會地位，擺脫現實裡不如意的生活泥沼，這類的「個別意識」，注定都將淹沒在社會上瀰漫著的這片「爭扎無望」的「集體潛意識」中。具有理想主義色彩的個人，在面對一群酒肉朋友的朝夕的誘惑下，在見證了許多向現實妥協的不幸實例後，終不免被現實「同化」的命運，個人的精神意識逐漸被滲透稀釋，以致於消失於無形。這則故事相當程度地投射出作者「反烏托邦」（Anti- Utopia）的現實觀照。
結語：
在每個時代裡，知識份子這個族群，往往扮演著促進社會階層流動的主要推手，然而在龍瑛宗營造的這個「爭扎無望」的大環境下，〈植有木瓜樹的小鎮〉一再地提醒讀者：「這個小鎮的空氣是可怕的，變得像腐爛的水果。青年們彷徨在絕望的沼地裡。」
而在這樣一個無可奈何的「絕境」裡，知識份子的遭遇尚且庸碌如此，農、工階層的悲慘情境就更可想而知了。
【註釋】：
註1：「這篇小說主人翁『阿四』從實習到返鄉自行開業，所遭遇的一聯串的不愉快經驗，主要為『種族歧視下的差別待遇及法律加諸醫生的種種限制』，使得〈阿四〉這篇小說帶有濃厚的『自傳性色彩』。」參見筆者拙文：〈賴和小說中的文化反抗與政治反抗〉（2003年初稿）。
註2：「第一，是來自經濟觀點的對現狀的不滿。這被計算的他的生涯，在多夢想的時代裡簡直是不能忍受的。比什麼都確實的是提薪一年一圓這件事，就算十年後，月薪也不過三十四圓而已。要是在這期間結婚，勢必不能不變成像前輩蘇德芳為生活所逼迫的一副悲慘的殘骸。」參見〈植有木瓜樹的小鎮〉。
※主要參考書：《知識份子論》，艾德華‧薩伊德（Edward W‧ Said）
單德興翻譯，台北，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六刷，2000年2月出版。
※參考論文：
【1】艾柏特‧梅密(Albert Memmi)〈殖民者與被殖民者〉。
【2】艾德華‧薩伊德〈復仇無法消滅恐怖主義〉。
論龍瑛宗的〈植有木瓜樹的小鎮〉
引言
《植有木瓜樹的小鎮》是新竹客籍作家龍瑛宗最早發表的處女作，也是龍瑛宗作品裡較具代表行、最常被討論的一部小說，放在「日據時期」的時空裡，這部小說以其揭露日據後期的社會晦暗面和小知識份子階層的掙扎與挫敗，如實地呈現消極的醜惡現實，從而標示出自身的文學價值。
本文將借用若干「後殖民主義」（post-colonialism）的文化觀點，解剖這篇小說裡的主題意識和主人翁陳有三的被殖民化觀念。
關鍵詞：
知識份子（intellectuals）、依附者的情意節、知識無用論、集體潛意識
壹：日據後期，同化政策下「知識份子」的縮影
一、陳有三的自我期許：獨善其身式的力爭上游
作為一個擁有中學畢業學歷的知識份子，陳有三在家賦閑四、五年後，才從二十幾位應徵者中脫穎而出，在「街役場」（鎮公所）找到一份月薪24圓的會計助理工作。
這段賦閑在家的歲月沒有提供主人翁任何的警訊，所以並沒有消磨掉主人翁力爭上游的信心與高度的自我期許。陳有三和許多社會新鮮人懷抱著同樣的心情，積極樂觀地投入就業職場，心中充滿著許多等待實現的美夢；他做出讀書計劃，立下目標：「一年內考上普通文官考試，十年內考上律師考試。」他相信以他的努力必定可以更上一層樓、改善目前的生活，使自己和家庭脫離貧寒的農家階層，成為受社會敬重的資本（地主、富農）士族（律師、高級文官）階級的一員。
在不同的時代裡，知識份子都是自覺性最強的一群，對於現狀的省思最深刻，行動表現最為積極。緣自不滿意現狀，所以意欲「力爭上游」，以求改變現狀，掙脫貧賤的農、工階級或無產階級，擠身具有較優厚的生活條件和較高級的社會地位的資產、士族階級，知識份子往往成為時代裡促進社會階層流動的主力。
「不滿現狀」是知識份子的普遍性的人格表徵，在這個具有前提性的表徵裡，愛德華‧薩伊德（Edward W‧Said；1935-2003）認為知識份子意識「主要的表現方式是一種反對的精神（a spirit in opposition ），而不是調適（accommodation）」（參見《知識份子》序言），「知識份子的責任感要求我們對於現實抱持更強烈的批判意識」（參見〈復仇無法消滅恐怖主義〉）、「知識份子生活裡的興趣與挑戰，存在於對現況提出異議，面對弱勢團體的不公平處境所做的奮鬥」（參見《知識份子》序言）換言之，知識份子所扮演的是「帶頭的反抗者」角色，而不是與現實妥協，明哲保身的投機者。
本篇小說裡的主人翁陳有三，基本上是個有自覺能力的青年知識份子，不滿現狀亟思力爭上游出人頭地；雖然陳有三的格局很小，它沒有淑世的博愛情操，滿腦袋所想的只是自己如何從困頓的現實泥淖裡掙脫出來，成為一個擁有社會地位的士族階級人物。這種「獨善其身」的小我思維，反映出日據後期，在殖民政府「同化政策」深化下，許多知識份子觀念上的消極與退縮，較諸日據中期賴和小說「阿四」裡，那種對官廳偏頗的醫藥政策和種族歧視強烈的質疑與不滿（註1）的反對精神，兩者間明顯地已大相逕庭。
二、陳有三的「台灣人觀」：自身文化的嫌棄與身份否定
主人翁陳有三對於現狀的不滿，不僅表現在他來自於經濟觀點方面，亦即對這份一年僅僅提薪（加薪）一圓的會計助理工作，
相當主要的成因是他對現實社會中的自己的人民和他們的生活環境，所懷有的強烈的嫌惡感：
「街上骯髒、發暗、亭子腳的柱子發黑，被白蟻蛀蝕得快要倒了下去。為著要避開強烈的陽光，每家屋簷都張著用粗筆濃墨寫上——老合成、金泰和——等行號的布蓬。
一進小巷櫛比的房屋就更加雜亂骯髒，因風雨剝落的土角牆狹窄地向胸膛壓迫過來，大概是陽光照不到的緣故，小路濕潮潮的；孩子們拉的屎尿等的臭味，宛如蒸騰著的熱氣鬱悶地磅礡著。
穿過街道，馬上就看到Ｍ製糖會社。一大片高高綠綠的甘蔗田，紋風不動，直挺挺地矗立著煙囪的工廠，巨大身軀閃閃地亮著白光。」
從這兩段對現實景物所採取的對比描繪，可以看見這是作者自現實面的印象所形成的成見：對於小鎮的雜亂骯髒和製糖會社的直立挺拔，兩種形象所採取的孰優孰劣的批判立場。在小說一開場，作者便以他的成見，透過現實場景的優劣批判，暗示自己的身份（種姓）認同與文化認同立場：嚮往成為日本人和認同帝國文化的優越性。而此種趨向殖民者的文化與身份，同時意味著嫌棄自身的身份與文化，以及台灣人主體意識的喪失。
「第三，該是他對本島人的一種輕蔑吧。吝嗇、沒教養、低俗骯髒的集團不就是他的同族嗎？僅只為一分錢就謾罵髒話，不能不仇視爭吵的纏足的老太婆們，平素連一分錢都捨不得的，一到婚喪喜慶，卻都要借錢來大喝大吃大鬧，多詐而好訴訟的人們，狡滑的生意人。映照在中學校畢業、稱為新知識階級的陳有三眼裡的這些人們，在他看來就像蔓延繁茂於沒有向上發展的黝暗生活面的卑賤雜草。陳有三討厭被看成和他們是一路的。」
陳有三對同族的「本島人」的成見，正是「吝嗇、沒教養、低俗骯髒的集團」，他鄙視本島人，視他們為缺乏自覺性和向上發展可能的「卑賤雜草」，所以恥於與之為伍。
在日據後期，陳有三所代表的正是台灣人的知識份子中，被「皇民化運動」同化得最為徹底的一群，他們完全接受殖民者對被殖民者（本島人）所塑造的形象：文化低落、經濟貧困、性格卑賤，而且對此種負面形像深信不疑。
這種殖民者有意圖的替被殖民者塑造形象的作為，北非學者艾柏特‧梅密(Albert Memmi)在〈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一文裡，首段即明白指出殖民者的用心和所產生的迷思：「既然有殖民者，當然就得替被殖民者塑造形象，這就同資產階級替無產階級塑造形象一樣。兩個形象分別使殖民者和資產階級得以安身立命，否則他們的存在和行為都會變得很突兀，正因為這個人人樂用的形象太適合他們了，反而變成了迷思。」
三、依附者的情意節：由認同以至仰慕而至仿傚
被同化的受殖民者，在否定自身種姓身份和種族文化的同時，往往努力地使自己趨向「殖民者」，把殖民者當作「學習楷模」。在陳有三這類知識份子的認知裡，殖民者被理所當然地視為「進步的、現代化的」楷模，因為殖民者不僅擁有支配被殖民者生活方式的一切權力，並且享有經濟、文化等各個層面的優勢的社會地位。知識份子趨向殖民者，任同其文化，努力地歸化為其成員，成為改變現狀、麻雀變鳳凰的捷徑。
「他也時常穿著和服，常用日語，心裡燃燒著理想、進取之火，找出和同族的他們不同之存在的自己，感覺到一種自我安慰。…
…雖然也許是個虛妄的希望，但是如果有機會的話，就和內地人的姑娘戀愛並結婚吧。不是為此才頒布內台共婚法的嗎？
不過要結婚，還是當對方的養子較好。戶籍上要是成為內地人，如果在官廳工作就會有六成加薪，其他各方面也都會有利益。不，不，就算把那種功利的考慮摒棄於外，如能和有著無與倫比的柔順和教養深厚、而又美麗如花的內地人姑娘結婚，把自己的壽命縮短十年或二十年，都不會埋怨的呀。然而這麼少的薪水，不是無可奈何的嗎？」
在討論到殖民地原住民的情境時，梅密特別舉出維護原住民文化認同的要素，如何被殖民者逐步淡化以至消滅。維護文化認同有四項要素：即歷史意識、社團意識、宗教意識（或一般文化意識）和語言，其中語言的宰制尤其是個關鍵，因為前三項往往要靠語言來轉化。日據後期的台灣人知識份子都受過不同程度的日本式教育，小說裡的陳有三擁有中等學校的學歷，日語流利之外，所受的日本文化影響自然也較深，正由於陳有三在學歷上的優勢，使得他能夠在人浮於事的當時，從眾多應徵者中脫穎而出，在小鎮找到「街場役」這份待遇微薄但勉強可以餬口的會計助理工作。所以，在陳有三的思想裡，幾乎不存在台灣人的主體意識：
歷史意識、社團意識、宗教意識，這些都是可以想像的，而表現在日常行為上，他喜歡「穿和服說日語」也就理所當然的了。
「殖民者從來不像被殖民者那樣有貧乏之餘，他擁有一切享盡特權。他更是成敗得失中的勝方，他爭服了被殖民者，使其永遠充當他的奴僕。被殖民者的第一心願就是向這個光鮮的楷模看齊，力求變得和殖民者一模一樣，再也認不出原來的自己。
由仰慕而至仿傚，等於就是讚同殖民化，這是可想而知的。但是被殖民者一旦順應了自己的命運，也就堅決否定了自己，換言之，他是以另一種方式否定了殖民地的現實。否定自我和愛慕殖民者，是一切欲求同化者的共同特性。以此尋求解放的人，這兩方面是緊密結和在一起的。在對殖民者的愛慕中，潛藏著以己為恥、自我怨恨等等複雜的心態。」（參見〈殖民者與被殖民者〉）
梅密對於被殖民者的受殖民化過程：由認同以至仰慕而至仿傚，作了相當精闢得剖析，小說裡的陳有三正是被殖民者中，懷有高度的「依附者的情意節：否定自我和愛慕殖民者」的知識份子。
他幻想著有朝一日能和內地來的日本姑娘結婚，甚至成為日本人的養子，而這些綺思異想，背後不僅有著經濟上的功利意圖：工作就會有六成加薪，社會地位因身份改變而顯著提高；更有著一廂情願的感情因素：內地的日本姑娘柔順且有教養。
貳、就業職場中知識份子難堪的眾生相
一個懷有「依附者的情意節」的知識份子：樂觀進取的陳有三，在現實的就業職場中，不僅見識到人心的卑鄙險惡，同事間的爾虞我詐、互揭瘡疤，還一幕幕地親眼目睹了，這些在現實生活中爭扎的同事們，淒慘難堪的眾生相：
一、被家庭重擔壓著的前輩蘇德芳：
任職於某公所的蘇德芳，一家七口人擠在租來的狹窄平房裡，「四周都被包圍著，空氣流通不好，陰沈沈的，孩子不斷地生病…」，足見其居住品質惡劣。蘇德芳雖然薪水較高（月薪約40圓），但是要支付龐大的家庭開銷，以致經常捉襟見肘，並且，蘇還因為背負家人因他以往求學、結婚花費，所舉下的龐大債務，負擔更為沉重。
在和友三初見面的場合裡，蘇德芳就以「過來人」的心情勸友三別太早結婚成家：「陳先生，你剛從學校畢業，我才會跟你說，只有結婚這件事，不要太早吶。殷鑑不遠，我就是好例子。雖然這也是父母硬逼，但也緣自我沒有一定的信心，可是卻沒想到那破綻會來得這麼快。」，這席話對於剛踏入社會工作的有三，當然會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加上友人洪天送事後加溫：「一走出街上，洪天送顯出一臉彷彿不勝可憐的表情說：『蘇先生月薪還只有四十圓左右，加上孩子多，他也相當困苦的樣子。如果我們也變成那樣就完了。』這句話在陳有三心上留下沈鬱的影響。」使得有三更加相信不應該太早結婚，被家庭綁住。
二、同事間的爾虞我詐、互揭瘡疤：
同事戴秋湖邀請陳有三到家裡來，在對有三作了一番詳細的身家調查之後，認為他的家境貧寒斤兩不足，不是一隻炸得出油水的肥羊，所以臨時改變想法，不打算把自己的妹妹亮出來，改口要介紹自己的一位遠親的姑娘給有三，想從中賺取一筆媒人錢，因為替人作媒也是戴秋湖的一項主要副業。
另一位同事洪天送在有三事後陳述這件事時，迫不及待地向有三曝料，揭露陰私，把戴秋湖說成是個精打細算的陰險小人，為謀取為數可觀（三千圓）的聘金，不惜犧牲大妹的幸福，硬是逼她嫁給有錢人家的浪蕩子，並推測說戴秋湖之所以邀請有三到他家去，原本是打算把傷心受巨創得大妹改嫁給有三，「那可能是因為你薪水少又還得給家中寄錢這件事，說明著你家窮困的緣故吧。」，以致戴秋湖臨時改變主意。
三、友人洪天送的「買賣式婚姻」：
洪天送把蘇德芳婚後的慘況，引為自己的借鏡，不想太早結婚，並且樂觀地認為自己只要在會社裡再熬五年，就可以分配到社員宿舍，擁有品質較佳的住宅環境。然而諷刺的是，天送本人同樣被父母催促著結婚。天送向有三坦誠這又是一樁「買賣式婚姻」，對方是商人三姨太的女兒，願意提供一筆可觀的陪價，而天送自己的態度卻是無所謂的：「不管是打算盤的結婚，或者不是，那事情是無所謂的。我只是要明智地走我被給予的現實之路而已
。」，「反正我們是無法戀愛結婚的。既然這樣，最好是結婚能賺錢。並且帶陪嫁錢的不是常有的——」賺錢才是目的，結婚只是賺錢的手段之一。美其名是「打著如意算盤的結婚觀」，說穿了是以經濟條件為前提的一樁買賣，雙方各取所需：女方「希望嫁給中學校畢業的人」，所以「附帶一些陪嫁錢來找相當的學歷和生活安定的男人；而男方則是想得到女方那筆豐厚的陪嫁，於是，婚姻變質為各有盤算的價值交換，雙方家長各取所需皆大歡喜，就是不問婚姻當事人是否願意。
四、認為「知識無用」的中學同窗廖清炎
廖清炎是陳有三的中學同窗，兩人久別重逢，「廖清炎在淡鼠色西裝上穿著風衣緊束著腰帶，煞像瀟灑的城市青年的風采」廖君光鮮如紳士般的外表，讓有三判若兩人。
「老樣子呀。你變成判若兩樣的紳士了嘛！」
「看來是那樣嗎？那太好啦！雖然一表堂皇卻是個月薪三十圓微不足道的拿工資的哩。不過月薪三十圓是只有對你祕密告白，對一般人是吹噓月薪五十圓的。因為只要穿上三十圓按月付款的唯一的好衣服，佯裝著高級社員的臉，就能受到一般人的
尊敬和良好的服務呀。」
原來，廖清炎的這身打扮是刻意的，為了是在社交場合，穿著體面的衣服，「佯裝著高級社員的臉，能受到一般人的尊敬和良好的服務」，而且，由於虛榮心作祟，在商事會社裡任職的廖君，明明只有月俸30圓，卻自己給自己加薪，對一般人吹噓成月薪五十圓。
而更讓有三為之「耳目一新」的，卻是與廖君的那席對話，歸結起來正是「知識無用論」：
「真的，學生時代說什麼數學啦、古文啦，雖然把精力傾注在那種艱難裡，一旦出社會一看，真叫人吃驚於其單調呀。我天天從早到晚數鈔票，還有簡單的帳簿記帳。」（有三說）
「所以我就一乾二淨地把五年間所學的知識全還給學校了。每天要在帳簿的貸借上記數字，並不需要多餘的知識，頂多，算盤打得好就行了。」（廖君說）
「把所學的知識全還給學校」，聽起來像是一則「冷笑話」，但是對於就業職場上許多不能學以致用、發揮所長的工作者而言（包括此時的筆者），卻是真實的經驗感受。
「也就是說生活沒有創造性。不過，我認為我們必須努力使，我們的生活具有創造性。」（有三說）
「你還是個理想主義者。做學問——就是自學勉勵創造自己的生活。可是衝破那充滿苦鬥的難關而勝利之日時，等待著你的是什麼？不過是一成不變的拮据生活的變形罷咧。這聽起來也許像逆說，但是現代，我們站著的時代正是這種逆說的現象。過去的人們也許靠自學力行飛黃騰達，但至少現在，仍然抱著那種古老的理論和理想的男人，卻不能不說是太過天真的人。」（廖君說）
兩人在對話中開始了辯證，友三這時還懷抱著理想，但廖君卻是個潑人冷水的務實派。廖君所持的論點有二【1】「大環境已經改變，靠自學力行飛黃騰達，這種人的太過於天真」、【2】即使自學有成，衝破難關，仍不能改變拮据的生活。
為說服有三，同學廖君還舉出友人H君的實例，說明學問（或知識）方面的成就，並不必然能夠在現實生活裡，起安身立命的積極功用，據此增強己方論點的說服力。而廖君的此種說法，果然碰觸到友三的痛處。
友三只得自己找台階下，如此地自我解嘲：「不過我說，假定我的第一目的在於改善自己的境遇，它由於時代的潮流變成不可能，但因讀書獲得知識，人格的陶冶這種第二目標是抹煞不了的。」
友三認為知識積極層面可以使自己改善生活，提升社會地位，即便大環境不許可，知識在消極方面至少可以修身養性，陶冶人格。第二目標顯然是退而求其次的說法，自我安慰的成份居多，但是廖君對這議題繼續窮追猛打：
「哦哦，讓狗去吃那知識吧。知識將使你的生活不幸吧。不管你如何提高知識，當你碰上現實，也許那知識反而會成為你幸福的桎梏。還有，在這樣的鄉下，要準備律師考試，怎麼行呢？」
廖君以不屑的口吻直斥：「讓狗去吃那知識吧」，武斷地預言「知識將使你的生活不幸」，但這些都只是推論層次，接著廖君提說現實面的提問：「在這樣的鄉下，要準備律師考試，怎麼行呢
？」，直接點出如此的環境，不利於友三讀書準備考試，在這點上面，廖君顯然認為有三要嘛換個適宜的環境專心讀書，要嘛安於現狀，做個知足享樂的上班族斷了讀書考試的念頭。
無獨有偶地，同事黃助役和金崎會計的那段對話，似乎正是故意說給友三聽的：「我認為社會不幸的原因總是在於知識過剩哩。知識總是伴隨著不滿的，因為它使對社會沒有客觀性認識的偏激青少年，或反抗社會，或陷於自暴自棄。所以就街役場說，與其要求有知識的，倒不如要求把自己的全部精神傾注於職務，工作精確和字體端正秀麗的實用人物。」黃助役認為在街役場擔任如此簡易的工作，不需要中學的高學歷，這是明顯的「割雞焉用牛刀」的偏激論點，只能代表他個人的看法。事實上，友三能自應徵者中脫穎而出，關鍵因素正由於友三具有較高的學歷，在應徵工作時，較高的學歷通常意味著較佳的競爭優勢。但是黃助役因為自己沒有中學學歷，只因為在職場上他是比較早投頭入進來的上班族，以資深者的地位發言，故意說出「較佳的條件（學歷者）據有較強的競爭優勢」這類違反常理、似是而非的論調，而黃助役之所以有如此論調，其實乃是緣於對友三的中學學歷產生「酸葡萄」的心理作用，換言之即是基於妒嫉而產生的故意輕蔑態度，再從「輕蔑」捻出「知識過剩」的偏激論點。而「知識過剩」只是「知識無用論」經「弱化」後的變形物，在黃助役的「實用主義者」觀念裡，主觀地認為「全部精神傾注於職務，工作精確和字體端正秀麗的實用人物。」更適合於「街役場」這類工作內容簡單的職場，換言之，友三的中學學歷在此地是「大材小用」，或者「英雄無用武之地」。
「這些話現在還帶刺的響在他身邊。在這裡是不得不變成無智的機器的呀！」面對黃君意有所指的冷言冷語，友三心裡當然是不舒服的，但是小說中，作者並沒有陳述有三當時對黃君的反感，只是以回憶的筆觸輕輕帶過，友三沒有對黃君的帶刺言語立即以反唇相譏，事實上如此會激怒黃君，給自己樹敵招惹麻煩，所以讀者們可以推理出，有三當時顯然表面上佯裝沒聽見，一副若無其事般的故作鎮定，而內心裡卻在思考著黃君這席話，等於是在向他暗示：「在這裡（街役場）待久了，每個人都會退化成傻瓜（無智的機器）。」
這種「知識無用論」，在日據後期，反映了相當多數知識份子在現實環境的挫折下，引起的「內縮和反智」反應。面對無力改變的大環境：殖民政府的種族歧視、蕭條的社會經濟、社會資源掌握在少數人：資本家（會社、商社）和地主手中，出身農工階層的知識份子，對於現狀的確充滿無力感，他們普遍感受到，在如此不利的大環境宰制下，想藉著知識來脫貧致富，擠身上流社會階層，幾乎是完全不可能的。
五、面臨革職命運的林杏南：
在社會經濟不景氣的時局裡，林杏南是一個即將被現實洪流吞噬的可憐蟲，為了活下去，哪怕漂來身邊的只是一根稻草，他都會牢牢地抓住。在陣公所裡，
「他被同事輕蔑、疏遠著。正相應於他老朽而無能，行將被革職的風聲，他除了諂媚取悅上司以外，就像緊抱著桌子般，慢吞吞工作著。即使被比自己年輕的黃助役以申斥學生一樣的語氣數落著，他還是唯誰諾諾地諂媚著，一直表示著恭敬的模樣，就像家畜一樣可悲的畫像。」林杏南的悲劇形像，經由他對自己苛薄、對朋友吝嗇、對上司諂媚的言行舉止，以及老朽無能的工作能力
，鮮明地凸顯出來，而林君的人格形象之所以會淪落到如此難勘的地步，則是由於他自己感受到行將被鎮公所革職的強烈的「危機意識」：「…當陳有三從林杏南接到這種邀請時，他看出林杏南的劣根性。對於為了要從同事那裡賺取一些金錢的林杏南的心情，陳有三感覺到一種難以形容的憐憫和侮辱。」
只為了要從同事那裡賺取一些金錢（房屋租金），林杏南才刻意接近有三，主動提出替有三供應膳宿，而友三是個軟心腸的青年，很輕易地被林君的困苦處境所打動，同意搬去林君家裡租宿。
三：「知識份子」的掙扎與挫折
一、現實生活裡的挫折：
陳友三看見周遭的朋友：蘇德芳、戴秋湖、洪天送、廖清炎、林杏南等人，他們同樣是這個小鎮裡的知識份子，在現實生活的泥淖裡，有的難以以自拔（如蘇德芳），有的汲汲鑽營（如戴秋湖），有的向現實妥協（如洪天送），有的淹沒於世俗（如廖清炎）、有的面臨革職命運（林杏南）他們都已失去自泥淖裡掙扎而出，自逆境中逆流而上，那種向上提升的熱情與勇氣。這些人在現實裡沉淪，對於未來抱持消極頹廢的態度，他們既是「知識無用論」的信徒，又是「享樂主義者」的奴僕，他們心中沒有理想沒有夢，認為這些都只是「華麗的幻影」：「當知識擁抱著華麗的幻影時，會緩和一些生活的痛苦吧。可是不久幻影將會支離破碎。把喪失掉幻影的知識與生活結合在一起時，生活的痛苦只會變得更加痛楚而已。」理想和夢的華麗幻影就像鴉片，只能短暫地麻醉自己，緩和生活的痛苦，而幻影終究會支離破碎，這些無用的知識在現實生活裡，只會使痛苦更加劇。所以他們向現實臣服，並且以感官享樂：酒和女人，使自己的身心獲得舒解，而這正是他們共同的「減壓」方式。
享樂主義者的「及時行樂」，往往採取「酒和女人」這種風花雪月式的身心舒解方式，這種方式一旦成為習慣，被內化（internalization）為生活裡不可或缺的一部份，便會逐漸腐蝕人的身心意志，使人迷失向上向善的美好的本性。對於一個具有自覺意識和懷抱理想（或使命感）的知識份子而言，這種腐化並非不能抗拒的，若他能持續堅定信念，並且拒絕同儕的引誘，薩伊德提醒我們：「對知識份子而言，腐化的心態莫此為甚。如果有任何事能使人失去本性、中立化，終致於戕害熱情的知識份子的生命，那就是把這些習慣內化。」（《知識份子》P139）
從「不能學以致用」或「知識過剩」的前提，推論出「知識無用論」的結論，其實是能力不足者為了「自找台階下」，所帶出來的「自我合理化」藉口，性質上都帶有「逃避」的意圖，本島人所形容的：「牽拖」這個語彙，正可以傳神地用來作為注解。
雖然這些友人的悲慘處境、不愉快遭遇和消極的生活態度與投降式言論，或多或少對有三心理上產生若干負面影響，然而真正腐蝕有三向上奮發的決心和意志的，卻是這個有著慵懶性格的小鎮，以及往後接踵而來的挫折與打擊：
【一】小鎮慵懶的性格：對意志產生的風化作用
「陳有三對讀書感覺倦怠，不一定全是同學廖清炎所說的話造成的，是這個小鎮慵懶的性格逐漸滲透入陳有三的肉體裡。它恰如南國猙獰的太陽和豐富的自然侵蝕著土人的文明，這個寂寞而慵懶的小鎮的空氣，對陳有三的意志開始發生風化作用了。」在一個逐漸沒落下去的小鎮裡，陳有三每天所接觸到的人們，都有著慵懶的性格，醉生夢死得過且過，破落的市容呈現的是老態龍鍾的沉沉暮氣。如此的生活環境長期下來使友三逐漸產生「倦怠感」，這是環境對友三身心的消磨與侵蝕。
「這個小鎮的空氣是可怕的，變得像腐爛的水果。青年們彷
徨在絕望的沼地裡。」林杏南那個病懨懨的長子，口中說出的這段話，正是這個小鎮正面的形象和註解。
【二】黑暗的真理：纏繞意志的荊棘
「從同事、朋友聽到的全都是別人的風評、女人和關於金錢的事情。他們甘於現狀，拚命地尋找著掉在地上的一丁點享樂來享受著。陳有三雖然抗拒著他們，但每當和他們發生摩擦，卻不能不焦慮地觀望著自己的反抗而越來越遲鈍。當然，廖清炎留下的話變成黑暗的真理纏繞住他。在這樣的鄉下想要考律師，確實是荒唐無稽的。那不是剛離開學校的年輕人懷抱的海市蜃樓一般美麗的夢嗎？沒經過多久，不是已經意志上發生罅隙了嗎？」
廖君的「知識無用論」動搖了友三的信心，使他開始反省，陷入爭扎交戰中：「說要對立身處世出人頭地死心、要放棄知識的探求，而將我們年輕人的向陽性摘掉後，我們到底還剩下什麼？不是只有無意義的生命殘骸嗎？」友三這段話是「反詰」，同是也是對自己觀念的「扣問」。「在這樣的鄉村裡放棄讀書後的生活，不就像囚人一樣毫無意義的生活嗎？打算到同事和朋友那裏去，嘮嘮叨叨地饒舌著無聊的牢騷、身邊瑣事和金錢的事情，要這樣過日子嗎？與其要過那種無聊、傻瓜的時間，倒不如在家裡獨自毫無顧忌地躺臥著。還是要去賣淫窟擁抱瘦黃的女人們呢？…就算不是以不得不然的心情，僅止於為了要把公務以外剩下的空閑做更好的打發，除了讀書以外是沒有更有價值的生活。這就是眼前留下來的唯一之路。」友三接著以「對比」法，就兩種不同生活態度」：「縱情享樂與甘於平淡」和兩種不同的生活方式「狎妓浪費時間與讀書打發時間」，進行價值判斷，他得出了兩個結論：【1】「即使累積的知識，將來會給生活不幸的陰翳，還是不會比擁抱賣春婦的生活更不幸的。」，追求知識比縱情聲色逸樂的下場，總會好一些。追求知識頂多徒然勞碌一無所獲，但絕不至於像沉迷聲色終致身敗名裂。【2】「唯有對於擁有新知識才感到一種自尊，才能俯視蝟集於他周圍的同族們。要他放棄新知識，簡直就是要將他還原於被某些人所卑視的同族。要把他推落入沒有教養而生活程度低的泥沼似的生活，對他來說是無法忍受的」知識可以給予他自尊，使他站在高處睨視同儕、俯瞰周圍的同族人們，知識代表的是一種教養：較高尚的人格品質和生活態度與方式，不會重返低俗的生活泥淖中。換言之，知識或許使他在現實環境中一無所獲，但絕不至毫無益處，對於知識，友三仍堅持知識份子的道德信仰：肯定知識的道德力量（明辨是非善惡）和提升生活品質的效用（自尊與教養）。
可惜的是，這兩個結論卻沒有支持友三太久，很快地他就被「接踵而至的打擊」打敗了。
二、接踵而至的打擊
陳友三「在逆境中力爭上游的決心」，並沒有被戴秋湖和雷德這些酒肉朋友解除，聲色場所中的紙醉金迷還不足以迷失有三的心性，他知道歡場中的酒和女人，不是他心中真正所需要和想要的。
搬到林杏南家裡租宿後，陳友三喜歡上林君的女兒（「對林杏南的女兒翠娥懷著淒惻的思慕之情」），當他鼓起勇氣向林君提起要娶他的女兒時，卻碰了林君一個特大號的軟釘子。林君先是肯定友三是個溫和而又可靠的青年：「像您這樣的人希望要我這樣的人的女兒，對我來說是沒有比這個更高興的啦。你的性情，我很了解，我女兒當然也是最高興的。」，隨即以悲情的訴說婉拒了友三：「可是非常遺憾，如你所知的，我的家很不如意，加上還有病人。並且我不久就會被革職。要是我失掉職業，一家人從那一天起就必須流落街頭了。這麼一想，雖然女兒實在可憐，但她要為一家人犧牲，要把她多賣一些錢。幸虧她長得標緻，先前就有鄰村的有錢人家來提親，目前已在洽談中。」
友三這時才覺悟，林君的想法和戴秋湖把妹妹「賣嫁出去」的作法殊途同歸，而林君毫不諱言他是要把女兒當犧牲品，在「買賣式的婚姻」裡賣個好價錢。林君的理由有絕對的正當性：他即將失業，一家人有流落街頭之虞。友三看清楚這個齷齪又無可奈何的社會，使得友三不得不接受這樣殘酷的現實，只能扼腕浩嘆社會的黑暗。從此以後，友三妥協了，同時也沉淪了，他開始放縱自己，經常去找戴秋湖、雷德這些「損友」一起喝酒，藉酒澆愁，讓「酒像火焰似地向身體內一擴散，莫名的悲哀和反抗就像蠍子一樣折騰打轉起來。」。酒，成為友三悲憤情緒的發洩：「陳有三不再給家裡匯錢，一直把理性和感情沈溺於酒中，而在那種生活裡，感到湧上來一脈脈陌生的陰鬱的歡樂。他放棄自尊、知識、向上和反省，而發現緊抱住露骨的本能、徐徐下沈的頹廢之身。」友三雖然在現實裡徐徐沉淪了，但他還剩餘著一些知識份子的堅持，一點點出自於自覺的精神的潔癖：「感覺到因厭惡這種醜俗的感情」，不去酒家找女人尋求慰藉，寧可選擇以酒精來麻痺自己悲憤的情緒，而不像雷德：一個擁有大學文憑的高級知識份子，完全沉溺於酒色之中，以酒和女人來解救自身的絕望。
「藉酒澆愁」當然是一種逃避現實苦悶的手段，在友三而言，是由於挫折感所引起的一種情緒轉移，他必須找到情緒的渲洩口
，即使如此的渲洩方式僅有短暫的麻醉作用。友三的「初戀」的確是被現實打敗了，情感上的不如意，只是加速他認清楚現實的殘酷本質，友三還沒有徹底的對自己絕望。
然而，「藉酒澆愁」與「上酒家縱情酒色」僅有程度上的差別，在這篇故事裡，本質上都是薩伊德所指責的「知識份子的逃避」心理下，所採取的某些行為方式：
在我看來最該指責的就是知識份子的逃避：所謂的逃避就是轉離明知是正確的、困難的、有原則的立場，而決定不予採取。（《知識份子》P138）
「自尊、知識、向上和反省」都是陳有三剛來到這鎮上時，
所採取的「主觀立場」，標示著他樂觀進取的生活態度。雖然周遭的酒肉朋友一再地以聲色犬馬引誘他，雖然他的同學、朋友陸續和現實妥協，他仍爭扎抗拒著鬆懈和沉淪，一直到他的婚姻觸礁，這個「臨界點」出現，他才完全地認輸，向現實低頭，放棄自己原來的立場。
肆：爭扎無望的「絕境」
在日據後期，經濟不景氣的時空環境之下，於百業蕭條的小鎮上，發生在陳有三這類小知識份子身上的這則故事，具有相當的說服力：剛踏出社會的主人翁陳有三，受到身邊酒肉朋友的包圍和誘引，讀書考試的決心遭到滲透與侵蝕，內心出現一聯串的衝突與掙扎，決心出現裂隙開始動搖，終於因不敵失戀的打擊而放棄自尊、知識、向上和反省，並經常藉酒澆愁。這則故事會有這樣的「結局」，就似乎是順理成章的了。
謀生不易的大環境，塑造出知識份子對生活消極悲觀的「集體潛意識」：無論是艱苦煎熬、爭扎求生的蘇德芳、林杏南這類人，或者是及時行樂、聲色犬馬的戴秋湖、雷德、廖清炎，甚至是空有理想抱負的陳有三和林杏南那體弱多病的長子，這些不同類型的知識份子，他們最後都殊途同歸地匯集成「爭扎無望」的集體潛意識。
作者龍瑛宗精心地營造了一個爭扎無望的「人間絕境」，傳達出如此的主題：在這樣的一個條件惡劣的絕境裡，任何一個知識份子，想要藉著讀書和知識力爭上游，取得較高社會地位，擺脫現實裡不如意的生活泥沼，這類的「個別意識」，注定都將淹沒在社會上瀰漫著的這片「爭扎無望」的「集體潛意識」中。具有理想主義色彩的個人，在面對一群酒肉朋友的朝夕的誘惑下，在見證了許多向現實妥協的不幸實例後，終不免被現實「同化」的命運，個人的精神意識逐漸被滲透稀釋，以致於消失於無形。這則故事相當程度地投射出作者「反烏托邦」（Anti- Utopia）的現實觀照。
結語：
在每個時代裡，知識份子這個族群，往往扮演著促進社會階層流動的主要推手，然而在龍瑛宗營造的這個「爭扎無望」的大環境下，〈植有木瓜樹的小鎮〉一再地提醒讀者：「這個小鎮的空氣是可怕的，變得像腐爛的水果。青年們彷徨在絕望的沼地裡。」
而在這樣一個無可奈何的「絕境」裡，知識份子的遭遇尚且庸碌如此，農、工階層的悲慘情境就更可想而知了。
【註釋】：
註1：「這篇小說主人翁『阿四』從實習到返鄉自行開業，所遭遇的一聯串的不愉快經驗，主要為『種族歧視下的差別待遇及法律加諸醫生的種種限制』，使得〈阿四〉這篇小說帶有濃厚的『自傳性色彩』。」參見筆者拙文：〈賴和小說中的文化反抗與政治反抗〉（2003年初稿）。
註2：「第一，是來自經濟觀點的對現狀的不滿。這被計算的他的生涯，在多夢想的時代裡簡直是不能忍受的。比什麼都確實的是提薪一年一圓這件事，就算十年後，月薪也不過三十四圓而已。要是在這期間結婚，勢必不能不變成像前輩蘇德芳為生活所逼迫的一副悲慘的殘骸。」參見〈植有木瓜樹的小鎮〉。
※主要參考書：《知識份子論》，艾德華‧薩伊德（Edward W‧ Said）
單德興翻譯，台北，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六刷，2000年2月出版。
※參考論文：
【1】艾柏特‧梅密(Albert Memmi)〈殖民者與被殖民者〉。
【2】艾德華‧薩伊德〈復仇無法消滅恐怖主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