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為什麼無與倫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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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為什麼無與倫比

文章Goethe 發表於 週三 12月 11, 2013 2:18 pm

 

魯迅為什麼無與倫比 作者:李澤厚 劉再復
文章來源:《魯迅研究》
瀏覽:108 次    劉再復:您的《略論魯迅思想的發展》發表在一九七八年的《魯迅研究集刊》上,至今已三十二年。三十年前我讀後受到啟發,三十年後的今天重讀一下,還是受到啟發。不過,您這篇文章的第一句「魯迅是中國近代影響最大、無與倫比的文學家兼思想家」,後來有所變化。二??一年您在與我的對話中,提出應當摘掉魯迅「革命家」與「思想家」這兩頂帽子,說他是一位具有巨大思想深度的文學家即可。我明白您的意思,但我還是願意稱魯迅為思想家,只是他不是那種訴諸邏輯思辨的思想家,而是訴諸於情感力量的思想家,他的雜文且不說,即使小說,其形象也蘊含著強大的深刻的思想。
     
    李澤厚:我說的思想家有廣義的和狹義的兩種。狹義的思想家應當有自己一套思想理論、概念系統,魯迅不是這種思想家,給他一頂「思想家」帽子,會對他作這種要求,不合適。廣義的思想家是指有一定思想深度的學者、作家以及政治家等等。從廣義說,稱魯迅為思想家也沒有錯。不過,「廣義」也得有個限度。南京大學原來的校長匡亞明,編了一整套一、二百個「思想家」的大叢書,把帝王將相各種名人都列在其內,都成了「思想家」,這就未免太寬了,人人都有思想,就都是思想家了。
     
    劉再復:您把魯迅界定為具有巨大思想深度的偉大文學家也好。文學是最自由領域,文學可以走極端,我一再說,好作家最重要的「文本策略」是把自己的發現、思想、情感、表現手法推向極致。唯其如此才能走出平庸。魯迅的許多思想都很極端,例如主張報復、主張黨同伐異,主張以牙還牙等等,在文學上是允許的,而且可以表現得非常精彩,例如《鑄劍》就把復仇寫得非常悲壯,非常美。如果用思想家的尺度看《鑄劍》,就會覺得他在鼓吹「與汝皆亡」、「同歸於盡」的死亡哲學,與當代恐怖主義自殺炸彈所象徵的「你死我也死」的死亡哲學差不多。
     
    李澤厚:魯迅有許多偏見,許多激憤之語,作為文學家,可以理解,但作為思想家,就不那麼好理解。他對中醫的偏見,對梅蘭芳的偏見,對許多人許多事的偏見,我們只能視為文學家的偏激情感。他和梁實秋關於文學階級性、人性的論辯,文學家著眼於他的情感感受,看到人處於社會不同的階層確實有不同的情況和境迂,而發出強烈的不平之鳴,這沒有錯。資本家當然想你工人多幹活我少發工資,工人想的正相反。作為一個文學家,魯迅強調資本家的這一方面無可指責,他的階級性主張也無可厚非。但如果從一個思想家的角度去要求,我們就會覺得魯迅有些批判太片面太武斷。文學可以見證階級性,也可以見證普遍人性,不能說梁實秋的人性論就是「資本家乏走狗」的理論。十年前我們那次談話,我就說,魯迅的啟蒙是訴諸人的情感方面,是情感的力量,這是文學,包括後期的雜文,雖然包含著許多思想,但所以強烈影響人們感染人們還是其中的情感力量,而不是他的說理。他那貌似說理的論辯其實是蘊涵著情感的文學表述。純從思想理論上看,是有許多破綻的。
     
    劉再復:魯迅的創造體系,不僅是小說,還有散文,散文又包括散文詩(《野草》)、敘事散文(《朝花夕拾》)、小品文、雜文等。雜文是魯迅獨創的散文文體,它有形式,我曾寫這一篇文章,叫做「魯迅雜文中的社會相類型形象」,探討魯迅創造的雜文形式,而雜文之所以是文學,更根本的是磅礡於字行中的思想情感力量,也可說是感憤的力量,這是真文學。我們應當高度評價這種天才的文體創造。除了小說、散文,魯迅還寫了《漢文學史綱》、《中國小說史略》等文學論著,這都是文學業績。他還翻譯了那麼多外國文學作品和文學批評論著,真不簡單。當今的文學批評者好像只知小說,不知其他文類,談起魯迅,幾乎不敢理直氣壯地正視他的雜文,其實,他創造的這一文體,是中國現代文學的一種無與倫比的成就。
     
    李澤厚:魯迅的多方面成就,他的巨大思想深度,他也把這深度融化為情感力量和文體創造等等,形成一種其他現代作家難以比擬的境界。張愛玲的一些小說雖然也不錯,確實有文采,描繪精緻,但從整體境界說,就無法與魯迅相比。多年來拚命拔高張愛玲、拔高周作人,聲音很響,氣勢很盛,但看來無濟於事,仍然動搖不了魯迅在讀者心中的位置。在近年幾次百年作家評選中,魯迅不仍然是穩居第一麼?
     
    劉再復:作家之別,作品之別,歸根結蒂是境界的差別。魯迅在中國現代文學中所以如奇峰屹立,形成一座白話文的文學金字塔,全在於他的境界高出其他作家,高出得很多。周氏兄弟都有成就,但就其境界而言,我們會覺得魯迅的境界還不僅僅在於他自始至終對於人間有大關懷(這一點周作人當然望塵莫及),而且還在於他對中國歷史、中國社會的認知以及對人性、國民性的認知,都有一種大眼界,這更是周作人望塵莫及的,還有他對雜文文體的創造,對黑暗的決不妥協的戰鬥精神與思想情感等等,也都構成他的境界的一角。我寫過文章,說文學批評不能僅僅著眼於語言,應著眼於根本,這根本就是精神內涵,它與審美形式構成境界。境界看不見,但可以感受得到,文學批評者應當具備這種感受能力。王國維的《人間詞話》所以了不起,就在於他有一種境界感覺,他能感悟到李後主的詞境非同一般。
     
    李澤厚:我曾和你聊過,就語言功夫而言,陀思妥耶夫斯基未必能比得上屠格涅夫,但就整個創作境界而言,陀思妥耶夫斯基卻大大高於屠格涅夫。
     
    劉再復:這裡有眼界之別,有氣魄之別,有思想深度之別,有情感力度之別。
     
    李澤厚:我不喜歡周作人,歸根結蒂還是不喜歡他的整體創作境界太舊,功夫下了不少,但境界與明末作品相去不遠。境界正是由思想深度和情感力度所組成的。現代人們喜歡把二周(周樹人、周作人)相提並論,我不以為然。
     
    劉再復:有些研究者說周作人「半是儒家半釋家」,我卻覺得周作人離釋家的高遠境界很遠。大乘佛教的普度眾生是很高的境界,中道智慧也是很高的境界。曹雪芹的《紅樓夢》就抵達了這一境界,而周作人在抗日戰爭時期的行為語言,從根本上說,他還是缺少大乘佛教的那種大慈悲,缺少這一根本,他就喪失了良知拒絕的力量,從而造成「千古之恨」。
     
    李澤厚:周作人大節已虧,從整體做人上便無境界可言。《略論魯迅思想的發展》(1978)和《胡適、陳獨秀、魯迅》(1987)發表之後這二、三十年,我有兩個不變,一是對魯迅的評價不變,至今還是我的偶像;二是我的基本觀點未變,我用「提倡啟蒙、超越啟蒙」八個字來概說魯迅,現在還覺得這一論點沒有過時,只是從來沒有展開來談罷了。魯迅不同於中國現代作家,也不同於西方的作家、思想家,全在這八個字之中。魯迅的總特色也在於此。魯迅的啟蒙,不是泛泛的啟蒙,不是一般性的啟蒙,他的啟蒙是超越啟蒙理性之後再進入啟蒙,這是一種極具深度的啟蒙。「五四」時期,他不僅有《吶喊》、《彷徨》、《熱風》,而且還有《野草》。陳獨秀、胡適、郭沫若、錢玄同以及周作人,包括後來的茅盾、巴金、老捨、曹禺等等都缺乏「超越啟蒙」這深刻的一面。我說胡適引用易卜生「世界上最強有力的人就是那個最孤獨的個人」這句話,但不能深刻理解這句話,唯魯迅能理解,而且通過作品表提出孤獨的個人和個人的孤獨感。
     
    劉再復:您曾提出過「五四」乃是「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但是對於這一論斷,有不少朋友和您提出討論或在文章中委婉地提出不同的看法,例如汪暉在《彷徨無地》一書中,就說「……民族危機日益深重,於是,『人』的啟蒙問題才應應運而生。因此,從基本的方面說,中國啟蒙思想始終是中國民族主義主旋律的『副部主題』,它無力構成的所謂『雙重變奏』中的一個平等和獨立的主題。」(《彷徨無地》第28頁,浙江文藝出版社,一九九四年)汪暉的問題是說,包括魯迅在內的「啟蒙」,是否只不過是民族救亡這一大主題的「副曲」,本身並非主旋律。
     
    李澤厚:我在《中國近代思想史論》(1979)早講過,民族救亡問題是整個中國近代史的總主題和主旋律。我在論說鄒容與陳天華時就說前者說啟蒙後者重救亡,但還是陳天華的救亡成了近代史的主旋律。但我認為,「五四」新文化運動這一段歷史時間,大約從一九一七到一九二七北伐前,也可說到三十年代日本大舉侵略中國之前,這段時間的「啟蒙」不是「副部主題」,而也是正主題。五四之初陳獨秀寫了《最後的覺悟》一文,中心意思是說道德的覺悟、文化的覺悟才是根本,這就是說,與政治救亡相比,文化啟蒙才是根本,反對舊道德、反對舊文學,其實包括反整個傳統文化,才是要務和主題所在。所以才有「新青年」,才有「五四新文學」、「新文化運動」。這個運動是文化啟蒙運動,不是政治民族救亡運動。可惜這段時間太短,講「最後的覺悟」,宣告不談政治的陳獨秀很快又投身政治去組建共產黨了。但其他許多人仍在繼續搞啟蒙,包括教育救國和向國民黨要民權等等。所以我認為「啟蒙」、「新文化運動」是五四時期一個獨立的主題,並非直接依附於民族救亡的副題。當然「啟蒙」的來源是為了救亡即拯救中國,這我在近現代思想史論兩本書裡交代得很清楚,強調了它與西方的啟蒙(解脫神的統治的個性解放)的不同,而且指出後來救亡又很快壓倒了啟蒙,等等。
     
    劉再復:《野草》是魯迅「超越啟蒙」最有力的明證。中國現代作家一直處於民族危亡的陰影籠罩之下,他們的焦慮主要是群體生存問題,不是個體存在意義問題,或者說,他們關注的主要是社會制度合理性問題,不是個體生命的存在意義問題,因此,中國現代作家普遍缺少現代感,缺少在現代社會面前的不安感與孤獨感。魯迅在中國現代作家群中,具有現代感,完全屬於個案。這只能用「天才」來說明。
     
    李澤厚:魯迅的孤獨也包含四面受敵(包括晚期受「同一陣營」的無數暗箭)無人理解的孤獨。當然也有對人生意義的感歎懷疑的深重孤獨,《野草》表現得最突出,晚期也仍有。魯迅始終是懷疑派,包括對人生意義的懷疑。魯迅不是依歸上帝的那種個體孤獨,所以魯迅的現代孤獨感仍然不同於西方那種「孤獨的個人」。西方諸如郭爾凱戈爾那種孤獨個人,是大宗教背景下的孤獨,是面對上帝關於個人存在意義的叩問,這是純粹個人主義的孤獨,而魯迅的孤獨感卻有深刻的特定時代內涵,包含了自己的思想得不到共鳴的孤獨,是「荷戟獨彷徨」的孤獨,是投槍無處投射、聲音沒有迴響的孤獨。正是他那超越啟蒙和提倡啟蒙相矛盾相衝突,卻又相結合相融匯,這才可能有那深層次的孤獨絕望中仍然展示出對人世的關懷,既絕望、孤獨,超越卻又仍然有啟蒙的戰鬥情懷和人道心緒。《野草》裡有《這樣的戰士》。這「戰士」就是他自己,這是孤獨的戰士,戰士的孤獨,是帶有時代苦悶內容的戰士,不是西方那種絕對的原子式的個人。
     
    劉再復:《野草》之前,魯迅就寫過您特別喜歡的小說《孤獨者》。那也是孤獨的戰士,或者說是孤獨的失敗的戰士,孤獨到極點,寂寞到極點!魯迅在《這樣的戰士》裡說:「他走進無物之陣,所遇見的都對他一式點頭。他知道這點頭就是敵人的武器,是殺人不見血的武器,許多戰士都在此滅亡,正如炮彈一樣,使猛士無所用其力。」其實,孤獨者魏連殳也是「無所用其力」的大寂寞。失敗者的大寂寞。西方的孤獨者當然不是魯迅這種走進無物之陣的戰士的孤獨。八十年代後期和九十年代,大陸有一些研究魯迅的朋友強調魯迅超越啟蒙、孤獨個體這一面,但描述得有點過份,幾乎把魯迅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郭爾凱戈爾等同起來,這樣,魯迅又失去了本來的面目。
     
    李澤厚:過份誇大魯迅個體孤獨的一面,並不是真實的魯迅。魯迅經過一番對存在意義的叩問之後,也就是超越了啟蒙之後,又回到啟蒙與救亡,(主要指在邏輯上而非一定在時間上)又繼續他的戰鬥。魯迅由孤獨的個體又積極回到爭鬥的人間,這才是魯迅的偉大處。近代的譚嗣同、章太炎、熊十力等,都有一個從俗到真,從真返俗的思想歷程。魯迅也是這樣一種三段論,但比他們要更深刻。從提倡啟蒙到超越啟蒙又返回啟蒙,把「提倡」和「超越」的矛盾衝突和結合融匯充分展現出來,所以特別深刻豐富。
     
    劉再復:魯迅不是長久地「彷徨無地」,而是彷徨之後又站立於大地,戰鬥於人間。這一點真了不起。您一再說,真正的哲學難題是看透了、看空了之後怎麼辦?看透了不是不再生活,而是更明白更清醒地生活。經過一番徹悟,理解了存在的意義再回到存在(生活)之中,就明白哪些有價值,哪些無價值,哪些值得追求、眷戀,哪些不值得追求、眷戀。徹悟之後,看空看透之後不是不生活,而是不再虛妄地生活。但還是要生活。我在《紅樓四書》中也一再強調這一點。曹雪芹看「空」看「破」之後還寫《紅樓夢》,徹悟之後不是不寫,而是不為功名功利而寫。章太炎由真返俗,正是徹悟之後的重返生活,因此生活(包括戰鬥)得更天真、更瀟灑、更有力量。
    您說「提倡啟蒙——超越啟蒙——返回啟蒙」這「三段論」主要是指在邏輯上而非一定在時間上,這一點以後有機會還要聽您細論。因為如果從時間而言,「提倡」與「超越」很難分清界限,例如寫作《野草》的時間與寫作《彷徨》的時間差不多,都是在一九二四、二五年,收入《華蓋集》和《華蓋集續集》中的一些雜文也在這一時間段上,很難分清哪篇屬於「超越啟蒙」,哪篇屬於「提倡啟蒙」。但從邏輯上說,《野草》則是「超越啟蒙」的重大標誌。難怪聶紺弩要說《野草》是魯迅思想發展全程中的一個重要樞紐。
     
    李澤厚:徹悟了又回到人間,彷徨之後不是躲在院牆內談龍說虎,飲茶避世,這才真偉大。看破了還積極地生活著,沒有矯情,不唉歎,參加左翼,培育青年,不妥協地戰鬥到最後一息,這才是魯迅。把魯迅描繪成孤獨的個人,恰恰抹掉了魯迅最偉大的一面。
     
    劉再復:魯迅有孤獨感,但他一生都未曾孤芳自賞,顧影自憐。也沒有舊文人那些習氣。我們所以能感到魯迅人格的詩意,就在於魯迅身上一點也沒有舊文人的酸氣。
     
    李澤厚:我從中學開始,就喜歡魯迅的《孤獨者》,你注意了沒有?魯迅的「自選集」,並沒有選上「孤獨者」。
     
    劉再復:我沒有注意到這一點,他未選這一篇,也許是他覺得「孤獨者」太冷了。
     
    李澤厚:魯迅了不得的地方恰恰是他既熱情滿懷又非常冷靜。這冷靜也是一種藝術形式。巴金的小說有熱情,但只是宣洩熱情,缺少形式,從而沒有審美意味,遠不如魯迅。孤獨者在深夜裡那一聲如狼長嗥,何等孤獨,何等寂寞,又何等意味深長,那是極其熾熱的聲音,卻是非常冷靜的筆墨。
     
    劉再復:魯迅內心是熾熱的,但他的作品形式給內心的烈火一種冷的外殼。魯迅身上又有一種很深刻的懷疑主義。「從來如此,便對嗎?」從第一篇小說開始,他就懷疑。懷疑使人冷靜。他揭露中國的國民性,只是從病理學的角度去揭露,去展示,至於國民性能否改造,人性是否改造,世界是否改造,他從來未說過樂觀的話,他顯然是懷疑的。阿Q至死都不覺悟,高喊「二十年後還是一條好漢」,等於說二十年後、二百年後的阿Q還是阿Q,無可改造,看透了這一切就冷靜了。
     
    李澤厚:魯迅有懷疑精神,這與他生性多疑有關係,像李四光那麼好的人,他也懷疑。曹操多疑,毛澤東也多疑,那是君臨大位所使然。魯迅的多疑可能與他「從小康落入貧困」等人生經歷有關,他看透了人情世俗的虛偽,「從中可見世人的真面目」,從而懷疑一切被稱為美好的東西。魯迅抨擊梅蘭芳,那是偏見,但對李四光等人,卻是多疑,他還懷疑過許多人。記得在《略論魯迅思想的發展》中,我說過魯迅對人對事從來不輕信。
     
    劉再復:我一直感到,魯迅對人性是不信任的。不僅是對中國國民性。人性的貪婪、人性的自私、人性的虛偽,這一切魯迅看得很透徹。他的小說《弟兄》,你可能不太留心這一篇。
     
    李澤厚:我忘了它寫了什麼?我對藝術上不成功的作品,包括魯迅的好些作品,我都記不住。但我對魯迅的許多材料還是比較熟悉的,也曾想專門寫魯迅,後來作罷。
     
    劉再復:這篇小說情節很簡單,寫的是一個公務員,平常曾以珍重手足之情見稱,但是自己的弟弟果然病重之後,他產生的心理完全卻是生怕弟弟死了之後他怎麼供給侄兒上學,盤算的全是現實的功利而不是兄弟之情。魯迅這篇小說對人性悲觀到極點。連親兄弟都沒有真情,更何況對其他人。在魯迅看來,人性深處的黑暗正是人性的真實,這種真實根深蒂固,根本無法改變。這是一篇深刻見證人性黑暗的作品,但在魯迅研究界,卻很少有人提及,倒是黃仁宇先生在《中國大歷史》這本書中特別以這篇小說為例,說明魯迅對傳統道德持有一種刻薄的批評態度。這段話挺有意思,我念給您聽。
    在這雜誌裡有好幾個作家盡力抨擊時人認為「國粹」之傳統道德。當中諷刺最力者為周樹人,筆名魯迅。周樹人早歲在日本學醫,此時在教育部任僉事(科員)。當陳獨秀以論文辯說時,魯迅以短篇小說及短篇評論發揮他筆下專長。他的一段短篇小說,題為《弟兄》,數年之前發表於其他刊物,最能表現他觀察之尖銳及他對傳統道德所持之刻薄態度。據評論家研究,事實上,此文有若干自傳成分。其中提及—個公務人員平日以篤於手足情誼見重於人,有朝發現他弟弟病重。在夜晚等候著醫生上門診治的時候,他心頭感到如袖轆似的上下不定。他以為症像是猩紅熱,也害怕弟弟突然死去,自己無力資送三個孩子再搭著兩個侄兒上學,醫生診斷髮現並非猩紅熱,不過是疹症,他也鬆了一口氣。不過,夜間的緊張仍不能使他夢寐之間忘卻。那晚上他夢見弟弟死去,他讓自己的孩子上學而不及於侄兒。一個侄子吵著要去的時候他伸手給一個耳光。他看著侄兒滿面流血而從夢中驚醒,仍不免汗流浹背,喘息末定。第二天上班,同事都恭維他骨肉情深。(《中國大歷史》第275頁,北京三聯,二??四年版)
     
    李澤厚:《弟兄》這篇小說我沒留心,黃仁宇這段話,我也沒注意到,《中國大歷史》這書我倒是翻過,但未細讀。我對黃包括那本非常著名的《萬曆十五年》,評價遠沒有時賢那麼高。
     
    劉再復:魯迅在「五四」時以激進的態度和中國傳統文化徹底決裂,對儒、道、釋三家都沒好感。在「打到孔家店」的潮流中他是主將之一;對莊子他則從頭到尾也沒有好感過。對釋,他則批評中國人虛假的實用主義的「吃教」,魯迅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態度恐怕沒什麼可爭議的,奇怪的是,他終其一生,最後如您注意到的,蓋棺定論的還是「民族魂」。感受他的人生整體,讓我們感到他不僅沒有離開中國文化,而且還體現了中國文化的精髓與魂魄。您對這一現象似乎還沒有作過解釋,我很想聽聽您的見解。
     
    李澤厚:這是一個重要問題。我覺得對中國文化,魯迅是得其「神」,不在乎其「形」。他身上恰恰體現了中國文化的主體精神,這種精神就是求生存、求溫飽、求發展,也就是「天行健」、「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謂易」的總精神。凡是有益於這一目標的他都吸收,凡是不利於這一目標的一概批判,他說過,凡是阻礙中國人生存、溫飽、發展的,無論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墳》《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圖,金人玉佛,祖傳丸散,秘製膏丹,均一概打到。看似激進反傳統,卻抓住了中國文化的根本,這比那些大喊國粹至上、國學至尊的古今名士要高明的多。是魯迅而不是這些國粹派才真正是中國的「民族魂」。
     
    劉再復:有礙生存、溫飽、發展這三者,都要加以抵制,加以撲滅。這一態度,他在《忽然想到》一文表述過,又在《北京通訊》中再次表述。(兩文都收入《華蓋集》中)。魯迅的態度極為鮮明。當時這套三墳五典、金人玉佛等傳統糟粕,非常猖獗,確實窒息生命活力。不能不掃滅。中國的文化整體是求生的文化,進取的文化,魯迅確實抓住了這一點。他雖然也批孔,但他又肯定孔子的「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易經》講天地之大德曰生,魯迅抓住「生」的總方向,這與孔子的「未知生,焉知死」的思想是相通的。
     
    李澤厚:中國文化與基督教的「生而有罪」文化不同,也與佛教的「空」文化不同。你在答香港《城市文藝》編者時說魯迅很實在,他不諱言教書是為了「餬口」,「吃飯哲學」。他很重視生活,重視肉身,沒有肉身哪有靈魂?沒有「臭皮囊」,哪來靈魂的創造?基督教把肉身視為「罪」視為髒,魯迅並不這麼看。他要喝牛奶、吃魚肝油,很重視肉身,很重視身體健康。魯迅也不同於「空」文化,前邊我已說過,他始終在人間,儘管這個人間如同地獄,但他還是站在人間的黑暗中,扛住黑暗的閘門,不避世,不厭世。這才是真正的中國文化,中國文化總體是「慶生」,是「喜」生,是「多子多福」,魯迅超越了啟蒙,「孤獨彷徨」可說是領悟到「空」(對存在意義的懷疑甚至否定),但並不因此而擺脫世間去作「自了漢」。他始終沒有脫離人間。他最後那些雜文,稱之為匕首與投槍也罷,仍然充滿人道關懷人情眷戀,這才是偉大的無與倫比的魯迅。
     
    劉再復:魯迅對「安貧樂道」、對愚忠愚孝、對封建宗法制確實極其反感,但他對人間的苦痛又那麼敏感,他熱烈地擁抱是非,熱愛地關懷民瘼,熱烈地愛與憎等等,都與中國的樂感文化、求生文化精神相通。您曾講過,西方文化的長處是思辨藝術,中國文化的長處是生存智慧。求生存,確實是中國文化的魂魄,魯迅倒是真的得其魂魄。
     
    李澤厚:對。還有一點,我在《略論魯迅思想的發展》中指出魯迅和中國普通農民的天然聯繫,魯迅的身心不沒入上層的士大夫文化中,而是十分關懷底層的農民大眾,他後來接受馬克思主義與此有關。
     
    劉再復:魯迅在《中國人失去自信力了嗎?》一文中說,儘管他看到中國文化的許多病態,但對中國及中國文化並沒有失去信念,為什麼?因為還有底層的人民在。所以他說,要看「地底」。他對閏土、祥林嫂這類底層農民的苦難充滿同情,但沒有失去信心。魯迅始終有這一份關懷。
     
    李澤厚:西方強調面對上帝,他們的孤獨是面對上帝的靈魂孤獨,所以是純粹的「個人主義」,突出的是靈魂歸宿問題。而中國知識分子,當然是指像魯迅這種知識分子,他們關懷人世,重視生活,面對底層,靈肉不徹底分離,這仍然是儒家傳統,這一點在《史論》裡也強調說過了,五四那些急進反傳統的人恰恰是深受儒學和傳統影響的人,他們才是傳統的真正繼承者。這是魯迅的人道主義重要來源之一。所以魯迅說他總是在個人主義與人道主義之間徘徊。你說魯迅有懷疑主義,的確有,他似乎懷疑一切,也懷疑上帝,但他並不懷疑底層勞苦大眾和替他們說話的人,他認為他們是中國的脊樑,這一點很不簡單。
     
    劉再復:西方知識者的孤獨是靈魂的孤獨,突出的是靈魂歸宿的問題;中國知識者關懷人世、重視生活,靈肉不徹底分離,突出的其實是「肉」是「生」,您點破這一根本區別,極為要緊。魯迅心中沒有天父(上帝),但有地母(勞苦大眾)。他顯然也是重視生活,靈肉不分離。這一點,與儒相通。魯迅除了呈現中國文化「求生、慶生、謀生」的總精神之外,他自己還加進了一條「能殺才能生」。這一條使他總是積極,總是拚搏,晚年意識到時日無多,更是敦促自己要「趕快做」。生命途中有時感到絕望,他又「反抗絕望」,繼續展開希望,繼續發出自己的聲音。
     
    李澤厚:所以魯迅的文章就表現出一個最根本的特點:愛憎分明。這不是簡單的情緒,而是融入了思想判斷的情感,魯迅的雜文之所以是文學,正因為它具有這種鮮明的。具有思想深度的情感。
     
    劉再復:魯迅的作品很有感染力,包括雜文,也很有感染力。這種感染力來自情感。文學感染人的力量歸根結蒂是文學的思想情感力量。周作人的作品缺少這種感染力。他骨子裡接近莊子(不是儒家也不是釋家),但也缺乏莊子那種大氣魄。莊子那種「扶搖直上九萬里」的大氣魄還是很有健壯的感染力。
     
    二?一一年二月中旬
    於美國Boul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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