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色、財、氣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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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色、財、氣的人生

文章栩晉 發表於 週二 7月 02, 2013 4:54 pm

 

酒、色、財、氣的人生

    到底酒、色、財、氣是怎樣的東西?其實,這當中並無一固定答案,又或是不必有一答案。北宋時,四位頂尖的文人墨客便曾就此各抒己見,或分或合,但當中並無任何爭論,沒有「河蟹」,有的只有風流,只有和諧。四者各含哲理,令人再三回味和反思各自的酒、色、財、氣的人生。

    作為佛門高僧,佛印和尚從「佛家」的角度出發,訴說對酒、色、財、氣及眾人的批判。其詩曰:

酒色財氣四堵牆,
人人都在裡邊藏,
誰能跳出圈外頭,
不活百歲壽也长。

    所謂「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佛家主張「緣起性空」,認為森羅萬象皆是緣起之物,自「空」而生,再加上一切有形的「色」只是心之所起所現,故物無自性而性「空」,這便是「色即是空」。既然如此,人也就毋須執著於有形的「色」,當中又以上述的酒色財氣為最。但同時,「緣起性空」又是無間斷的過程,無形的「空」透過萬物的生生不息,而不斷呈現,此正好說明「空即是色」。同樣,正因「空即是色」,人亦不應追逐無形的「虛空」,逃避真實的人生。最後,「色」「空」一如,故人應「不落兩邊」,秉中而行。

    承上言,因「色即是空」,故人生原是廣闆而無限的,人本可逍遙地生活,但卻偏偏自尋煩惱,劃地自限,為酒色財氣所困,樂此不疲。因此,人便漸漸變作籠中鳥,忘卻人生的真貌。同時,因「空即是色」,佛印提醒突破「酒色財氣」只是「跳出」「色」圈,而非忘卻生死,求取虛無的人生。最後,人如能不偏執於「色」和「空」,便能養生長壽。因此,佛印所希望表達的是「不落兩邊」的「中道觀」,批評世人為「色」所惑,同時亦勸導世人別陷入「空」的巢臼。

    佛印之友蘇軾亦通佛理,甫見此詩,即能領略其中深意,但蘇軾畢竟並非佛門中人,其骨子裡始終追求「中庸之道」的儒家至德。因此,他便在旁寫下另一首同以酒、色、財、氣為題的詩,並申說自己的看法。

飲酒不醉是英豪,
戀色不迷最為高,
不義之財不可取,
有氣不生氣自消。

     子曰:「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民鮮久矣!」「中庸之道」是儒學人格的最高體現,但能中之人卻是鳳毛麟角,孔子亦為之唏噓不已。但其實「中庸之道」雖難亦易,端看人心的選擇。所謂「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庸之道」只講究「無過無不及」和「擇善固執」而已。儒家認為世事均有一「中」,此「中」即該事物的最佳狀態,因此,儒家講究「執中而行」,絕不偏離,此即「無過無不及」。同時,儒家鼓勵人若執「中」,便應拳拳服膺,奉行終生,此即「擇善固執」。

    據詩而言,蘇軾始終未如佛印般,以「酒色財氣」為害,反而積極面對四者的價值。所謂「食、色,性也」,可見「酒色財氣」是人生所不能逃避和缺乏的。既然如此,如何處理和面對四者,並使之豐富人生,便是儒家的核心命題。為此,蘇軾便據「中庸之道」,提出「四不」:「不醉」、「不迷」、「不取(不義之財)」、「不生氣」,以之為四者之「中」,若人能據此而行,便能正確處理四者,達到「不易之中」的境界。然後,人再堅持不懈,時刻警剔並反躬自省,更能擁有如英豪般的高尚品格,成就「中庸至德」。由此可見,「中庸至德」雖難實易。

    及後,王安石與宋神宗亦正好同遊佛、蘇二人的留詩之地。閱畢兩詩,神宗便命王安石亦以「酒色財氣」為題,和詩一首。眾所周知,王安石是一位優秀的政治家和文學家。「熙寧變法」承上啟下,影響深遠;「古文大家」振興文風,為後世法,故王安石之詩從世俗出發,含有濃厚的入世之風。

無酒不成禮儀,
無色路斷人稀,
無財民不奮發,
無氣國無生機。

    王安石與蘇軾一樣,同以儒家思想為基礎,承認「酒色財氣」的價值,但蘇軾之詩偏向「內聖品德」,而王安石則表現得更奮發進取,追求「外王事功」的極致。其實,儒學雖重道德修養,但絕不主張做一「自了漢」,而是講求「學而優則仕」,主張「經世致用」之學。孔門四科:「德行」、「言語」、「政事」、「文學」,雖以「德行」為首,但後三科卻是外在的表現,而孔子半生奔波,求的正是「得君行道」,即使是「退而教學」,亦時刻鼓勵學生出仕,此正好反映儒生對世道改革和表現的重視。

    王安石從國事用度出發,認為「酒色財氣」與「禮儀」、「社會(路與人)」、「民生」及「國運」關係密切。「酒」方面,所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古人認為「祭祀」與「戰爭」均是國之大事,故十分重視其禮儀,「五禮」:吉、凶、軍、賓、嘉,便正好顯示「禮」和「祭祀」、「戰爭」的關係。而「酒」正是所有「禮儀」的必需品,故「禮」不可無酒,「國」亦不可無酒。

「色」方面,中國是一農業國家,「養兒防老」和「傳宗接代」的思想根深柢固。再加上,農業大多仰賴「人力」,對勞動力的要求,十分龐大,因此歷代政府多鼓勵生育,少有控制人口的政策。大量人口既可為社會建設和發展,提供源源不絕的勞動力,亦能確保賦稅來源和補充戰力。因此,「色」於家國實有不可抹殺的重要性。

「財」方面,相信沒有人會懷疑其重要性。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食、兵及仁義均是政之要事,因此確保財源是國家的重中之重。此外,孟子亦曰:「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明確指出「不饑不寒」正是「王天下」的必要條件。而觀乎「熙寧變法」的改革,如市易法、青苗法、保甲法,無一不從經濟著眼,便知「財」的重要性。正因如此,人民才會為「財」奮發,國富而後兵強。

「氣」方面,國家絕不能死氣沉沉,而必須表現得朝氣勃勃。的確,人絕不應逞一時意氣,而不顧實際情況,孔子以為君子有三戒,其一正是「戒之在鬥」,因為那只是有勇無謀的「匹夫之勇」,終會造成「亂」。但儒家又並非要求人們做一「打不還手」的懦夫,而是講究「恰當」。《中庸》曰:「發而中皆節,謂之和」,正是告誡人們當為即為,當怒即怒。既然如此,凡事有益於世道,而又能無過無不及的話,即可為應為,此即「自強不息」的生機,亦是「氣」之可貴。

最後,貴為九五之尊的宋神宗亦有和詩一首,而其詩緊王詩而出,內容雖如出一轍,但盡顯皇帝的恢宏氣度,和賢君求治的心。

酒助禮樂社稷康,
色有生靈重綱常,
財足糧豐國家盛,
氣凝太極定陰陽。

    宋神宗雖未能中興大宋,但其勇於改革的魄力亦是史上少有。他不獨認同王安石的觀點,承認「酒色財氣」的作用,更具體指出四者無一不與國家興衰有關。而宋神宗實亦藉此表演其對未來的盼望和中興的雄心壯志。

    綜合上述所言,四人雖各有其想,但卻顯出互相尊重,各自申述的氣量,而且皆能從生活中立題,文人風流盡現於此。其實,四詩尤如四人,各有人生,只要無損世道,自當「並行不悖」。
栩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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