週一 6月 21, 2004 3:39 pm
流亡與棲居
——回眸海子之死十五周年
200062上海市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 趙思運
對於一個半神和早逝的天才
我不能有更多的懷念
死了,就是死了,正如未發生的一切
從未有人談論過起始與終止
我心如死灰,沒有一絲波瀾 ……
這是詩人戈麥在海子自殺(1989年3月26日)後獻給海子的詩篇,而次年他卻由於無法忍受“人的悲哀”而自沈於北京西郊萬泉河。
十五年了……今天我將這首詩再次獻給海子以及戈麥以及活著的人。
正如薩略特所言:當今已步入了“懷疑的時代”，那麽,“詩人如何走出懷疑的時代,如何步出死亡的陰影,從而堅實地矗立在這片大地上”就成爲一個需要重新思考的問題。
每個詩人的死都有具體的原因和具體的導火索,但是他們的死並不是瞬間的突發,而要考察詩人們的原動力和審美內驅力,即他們對現實、歷史、世界、人生、命運的總體理解和體驗。他們面對無論多麽黑暗的現實,總是在自給自足的藝術王國裏葆守著一份本真,一份純粹,他們珍惜自己的每一片羽毛,寧肯自毀也不願被站汙。詩人們的生活往往是非實踐意義的審美生存,因而現實與理想、物質與精神的生存矛盾就進入其詩篇凝爲基本母題,在這基本母題中展開他們靈魂的所有衝突。這種衝突又具有一種自我生成、自我衍生性,愈是深入現實和物質世界,愈是由於其邪惡而遁向聖潔的詩國;愈是發現詩國之聖之純,愈是要遠離現實。這樣,在對現實極端反叛的姿態中他們愈益自戀,現實的黑暗與理想的澄明向兩極化發展,靈魂的沖愈演愈烈,他們內心承受的壓力越來越大,最後以至於崩潰。他們自毀的根源在於其更多地沈于非實踐意義的審美現實而抛棄了實踐意義的現實生存,成爲無限漂泊的靈魂。
這些詩人的悲劇另一原因在於他們對待詩歌藝術的功用態度。他們大多由於詩歌拯救現實的絕望而自殺,他們把詩歌當作挽回靈魂失落的手段,因爲這種失落能夠在無形中摧毀人的尊嚴和人的信仰,使人放棄生命中最有價值的部分,所以,靈魂的拯救成爲詩人們最關注的一個問題。他們把人的價值、本質、命運當作一個形而上的問題來思考探討,把焦點放在人的靈魂的尋回與重建方面。他們試圖以詩歌喚起人們對自我生存狀況的注視,用更充實的生活來證明自己的存在,向社會的黑暗提出責難和抗議,揭示出個體生命中所有的苦難與疼痛、危機與自焚、分裂與毀滅，警醒人們對自己有一種清醒的認識,從而不斷改變我們的生存環境。這本是高尚的詩學理想,但問題是他們過分誇大了詩歌的功用。文藝從來都不會立竿見影地改變政治和現實。詩的功用是一個潛移默化的長期的靈魂建設問題,正象詩歌從來不是政治的妓女一樣,政治也不會乖巧地作詩歌的奴僕,有些惡劣的現存狀態在特定範圍內還沒有完全喪失其必然性,我們應有清醒的認識。臧棣說:“詩歌不是抗議,詩歌是放棄,是在徹底的不斷的抛棄中保存最珍貴的東西。詩歌也不是顛覆和埋葬,詩歌是呈現和揭示,是人類的終極記憶。”①貴州詩人黃相榮也說：“派生詩的詩人本身就是虛幻的,對於現實來說。明智地承認這種冷酷的客觀實在可以阻止我們去做以詩來改造世界或淨化人類的幼稚的幻夢。”②
戈麥在一封不曾發出的信中說:“很多期待奇迹的人忍受不了現實的漫長而中途自盡......我從不困惑,只是越來越感受到人的悲哀。”③他追求的是絕對的完美,一種虛幻的完美,他不能容忍妥協這一人性的弱點而自殺了。我把他們的自殺稱之爲詩性自殺,即他們把自殺作爲一種詩歌行動,以其死完成一首悲壯的行爲主義詩篇,高度自戀〈中性詞語〉的自我生命與詩歌徹底融爲一體。對於詩人來說,“死亡不僅具有個體生命的意義,而且擁有群體生命的意義;個體生命能夠從死亡中得到解脫,但是群體生命卻能夠從死亡中獲得警示:更深刻地認識和理解自己的生命,儘量避免再次墮入深淵。”④
然而事實情況如何呢?這些詩人們爲了靈魂的羽毛而放棄了沈重的自身,換來的是什麽呢?蕓蕓衆生都在關注現實,關注色情肉欲,關注自我榮譽,關注一己悲哀,卻唯獨對死亡麻木。海子們的自殺猶如一粒小小的石頭無聲無息地沈入銅臭滾滾、紅塵滾滾的世俗大海中,起初還可作爲文人們飯後的談資,漸漸地連依稀的淡紅也褪盡了。如果把海子們的精神比作大雁塔的話,那麽,韓東的《有關大雁塔》正揭示了海子之後的生存現狀:
……
有關大雁塔
我們又能知道些什麽
我們爬上去
看看四周的風景
然後再下來
走進這條大街
轉眼不見了
……
在這種現實境況下,我們應當重新考慮詩人的肉身問題。在《笑忘錄》中,昆德拉主張應學會談論自己肉身的希望,而不是整個人類的希望。尼采借助于查拉圖斯特拉的詩成功地將肉身重置於哲學的中心。他的七弦歌唱的是:我的存在徹頭徹尾只是肉身而己,造化的肉身造靈魂僅用它作爲自己意志的一雙手。⑤
那麽,在現實生存中如何保全沈重的肉身而又不使肉身與靈魂分離呢?奧地利偉大的詩人裏爾克的詩路歷程元疑將會給中國詩人一些有益的啓示。
裏爾克早期是一個浪漫主義的激情鼓手,只是憑著個人的主觀情感寫詩,那焦躁不安的情緒,無家可歸的哀傷和對孤獨的詠歎構成了他詩情的核心。後來他意識到這種詩風將會把他推向自戀的歧途上去,因爲自文藝復興以來,由於人對自我價值的過份倚重,形成了自我中心主義的思潮,詩歌中的浪漫主義導致了一種頹敗和自戀情結,人愈是掙脫與外部世界的關聯,愈是走向自我的中心,這無疑是哲學、藝術、文學的歷史誤導。德國詩人諾瓦利斯曾說:“我們漫元邊際地四處追求無條件的東西,然而我們總是找到物。”⑥裏爾克通過對自我與世界關係的思考,重新給自我定位,堅定地扭轉了詩風,從靈魂的流亡到靈魂的棲居,告訴我們靈魂的故鄉是大地,是客觀的“物"。對“物"的發現和思考,構成了裏爾克一生的重大轉折,也是使他成爲一個偉大詩人的堅實開端,大地和物對於人類來說,具有終極意義和價值。我們看到,愈是擡高主體價值,愈是沈灑於自我,所走的路就愈狹窄,大地才是存在的整體,萬物才是真理的寓所,把靈魂交付大地,把生命交付萬物才是真正的詩路。詩人應更多地接受這個世界,主動地去承擔苦難的人生,只有全身心地潛入大地,沈入到事物內部，才能揭示深蘊的內含,去承受悲哀,在對悲哀的忍受、認識、接受過程中使靈魂漸趨成熟。裏爾克在給一個青年詩人的信中說:“我們悲哀時越沈靜,越忍耐,越坦白,這新的事物也越深、清晰地走進我們的生命,我們也就更好地保護它,它也就更多地成爲我們自己的命運。”⑦在裏爾克這裏,現實與理想、物質與精神、藝術與生活這些對立的範疇獲得了統一,實踐性的現實生存與非實踐性的審美生存獲得了平衡,從而結束了詩人靈魂長久的漂泊飛翔狀態,爲靈魂找到了博大厚重的依附——大地和萬物。他的歷程對中國詩人的精神出路有著重要啓示意義,讓我們重新考慮詩人生存的本體論問題,爲自己的靈魂找到真實可靠的根基。
由此,我又想到了21世紀初的中國詩人,我們不要希冀遺世獨立,而應該扎實地沈入大地和現實,做好準備去承擔新的苦難。世紀末並不是悲觀絕望的黑夜,世紀初也不是盲目樂觀的黎明,對於新世紀的任何浪漫企盼都是虛妄的。“跨世紀意味著既擁有一個結束,又擁有一個開始,也許更意味著擁有一個完整的過程。......現在,活著的這些人大體都能這樣地既面對一個世紀的日落,又面對一個世紀的日出,這無疑都是些生逢其時的幸運者。但這些富足的擁有者,卻必須爲這一歷史機遇付出代價,造物者冥冥之中無情地展示了它的公正。” ⑧這正是謝冕老人清醒的認識。而對於當下的青年詩人們來說,要以積極的態度主動地去承擔起真實的人生,“挺住就意味著一切!"
注:
①見戈麥《慧星》,第251頁.滴江出版社1993年第一版。
②《中國現代主義詩群大觀》,第337頁.同濟大學出版社1989年第一版。
③同①,第229頁。
④殷國明《藝術家之死》.第l30頁,花城出版社1990年第一版。
⑤參見劉小楓《沈重的肉身》，見《流亡與棲居》,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第一版。
⑥轉引自崔建軍《純粹的聲音》,第34頁,東方出版社l995年第一版。
⑦馮至譯裏爾克《結一個青年詩人的十封信》,第5l頁,三聯書店1994年第一版。
⑧謝冕《跨世紀的機緣》，見《跨世紀文叢》總序，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
2004年4月於上海盤灣裏公寓
200062上海市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 趙思運
zhaosy3054@sina.com
zsy1967@yahoo.com.cn
——回眸海子之死十五周年
200062上海市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 趙思運
對於一個半神和早逝的天才
我不能有更多的懷念
死了,就是死了,正如未發生的一切
從未有人談論過起始與終止
我心如死灰,沒有一絲波瀾 ……
這是詩人戈麥在海子自殺(1989年3月26日)後獻給海子的詩篇,而次年他卻由於無法忍受“人的悲哀”而自沈於北京西郊萬泉河。
十五年了……今天我將這首詩再次獻給海子以及戈麥以及活著的人。
正如薩略特所言:當今已步入了“懷疑的時代”，那麽,“詩人如何走出懷疑的時代,如何步出死亡的陰影,從而堅實地矗立在這片大地上”就成爲一個需要重新思考的問題。
每個詩人的死都有具體的原因和具體的導火索,但是他們的死並不是瞬間的突發,而要考察詩人們的原動力和審美內驅力,即他們對現實、歷史、世界、人生、命運的總體理解和體驗。他們面對無論多麽黑暗的現實,總是在自給自足的藝術王國裏葆守著一份本真,一份純粹,他們珍惜自己的每一片羽毛,寧肯自毀也不願被站汙。詩人們的生活往往是非實踐意義的審美生存,因而現實與理想、物質與精神的生存矛盾就進入其詩篇凝爲基本母題,在這基本母題中展開他們靈魂的所有衝突。這種衝突又具有一種自我生成、自我衍生性,愈是深入現實和物質世界,愈是由於其邪惡而遁向聖潔的詩國;愈是發現詩國之聖之純,愈是要遠離現實。這樣,在對現實極端反叛的姿態中他們愈益自戀,現實的黑暗與理想的澄明向兩極化發展,靈魂的沖愈演愈烈,他們內心承受的壓力越來越大,最後以至於崩潰。他們自毀的根源在於其更多地沈于非實踐意義的審美現實而抛棄了實踐意義的現實生存,成爲無限漂泊的靈魂。
這些詩人的悲劇另一原因在於他們對待詩歌藝術的功用態度。他們大多由於詩歌拯救現實的絕望而自殺,他們把詩歌當作挽回靈魂失落的手段,因爲這種失落能夠在無形中摧毀人的尊嚴和人的信仰,使人放棄生命中最有價值的部分,所以,靈魂的拯救成爲詩人們最關注的一個問題。他們把人的價值、本質、命運當作一個形而上的問題來思考探討,把焦點放在人的靈魂的尋回與重建方面。他們試圖以詩歌喚起人們對自我生存狀況的注視,用更充實的生活來證明自己的存在,向社會的黑暗提出責難和抗議,揭示出個體生命中所有的苦難與疼痛、危機與自焚、分裂與毀滅，警醒人們對自己有一種清醒的認識,從而不斷改變我們的生存環境。這本是高尚的詩學理想,但問題是他們過分誇大了詩歌的功用。文藝從來都不會立竿見影地改變政治和現實。詩的功用是一個潛移默化的長期的靈魂建設問題,正象詩歌從來不是政治的妓女一樣,政治也不會乖巧地作詩歌的奴僕,有些惡劣的現存狀態在特定範圍內還沒有完全喪失其必然性,我們應有清醒的認識。臧棣說:“詩歌不是抗議,詩歌是放棄,是在徹底的不斷的抛棄中保存最珍貴的東西。詩歌也不是顛覆和埋葬,詩歌是呈現和揭示,是人類的終極記憶。”①貴州詩人黃相榮也說：“派生詩的詩人本身就是虛幻的,對於現實來說。明智地承認這種冷酷的客觀實在可以阻止我們去做以詩來改造世界或淨化人類的幼稚的幻夢。”②
戈麥在一封不曾發出的信中說:“很多期待奇迹的人忍受不了現實的漫長而中途自盡......我從不困惑,只是越來越感受到人的悲哀。”③他追求的是絕對的完美,一種虛幻的完美,他不能容忍妥協這一人性的弱點而自殺了。我把他們的自殺稱之爲詩性自殺,即他們把自殺作爲一種詩歌行動,以其死完成一首悲壯的行爲主義詩篇,高度自戀〈中性詞語〉的自我生命與詩歌徹底融爲一體。對於詩人來說,“死亡不僅具有個體生命的意義,而且擁有群體生命的意義;個體生命能夠從死亡中得到解脫,但是群體生命卻能夠從死亡中獲得警示:更深刻地認識和理解自己的生命,儘量避免再次墮入深淵。”④
然而事實情況如何呢?這些詩人們爲了靈魂的羽毛而放棄了沈重的自身,換來的是什麽呢?蕓蕓衆生都在關注現實,關注色情肉欲,關注自我榮譽,關注一己悲哀,卻唯獨對死亡麻木。海子們的自殺猶如一粒小小的石頭無聲無息地沈入銅臭滾滾、紅塵滾滾的世俗大海中,起初還可作爲文人們飯後的談資,漸漸地連依稀的淡紅也褪盡了。如果把海子們的精神比作大雁塔的話,那麽,韓東的《有關大雁塔》正揭示了海子之後的生存現狀:
……
有關大雁塔
我們又能知道些什麽
我們爬上去
看看四周的風景
然後再下來
走進這條大街
轉眼不見了
……
在這種現實境況下,我們應當重新考慮詩人的肉身問題。在《笑忘錄》中,昆德拉主張應學會談論自己肉身的希望,而不是整個人類的希望。尼采借助于查拉圖斯特拉的詩成功地將肉身重置於哲學的中心。他的七弦歌唱的是:我的存在徹頭徹尾只是肉身而己,造化的肉身造靈魂僅用它作爲自己意志的一雙手。⑤
那麽,在現實生存中如何保全沈重的肉身而又不使肉身與靈魂分離呢?奧地利偉大的詩人裏爾克的詩路歷程元疑將會給中國詩人一些有益的啓示。
裏爾克早期是一個浪漫主義的激情鼓手,只是憑著個人的主觀情感寫詩,那焦躁不安的情緒,無家可歸的哀傷和對孤獨的詠歎構成了他詩情的核心。後來他意識到這種詩風將會把他推向自戀的歧途上去,因爲自文藝復興以來,由於人對自我價值的過份倚重,形成了自我中心主義的思潮,詩歌中的浪漫主義導致了一種頹敗和自戀情結,人愈是掙脫與外部世界的關聯,愈是走向自我的中心,這無疑是哲學、藝術、文學的歷史誤導。德國詩人諾瓦利斯曾說:“我們漫元邊際地四處追求無條件的東西,然而我們總是找到物。”⑥裏爾克通過對自我與世界關係的思考,重新給自我定位,堅定地扭轉了詩風,從靈魂的流亡到靈魂的棲居,告訴我們靈魂的故鄉是大地,是客觀的“物"。對“物"的發現和思考,構成了裏爾克一生的重大轉折,也是使他成爲一個偉大詩人的堅實開端,大地和物對於人類來說,具有終極意義和價值。我們看到,愈是擡高主體價值,愈是沈灑於自我,所走的路就愈狹窄,大地才是存在的整體,萬物才是真理的寓所,把靈魂交付大地,把生命交付萬物才是真正的詩路。詩人應更多地接受這個世界,主動地去承擔苦難的人生,只有全身心地潛入大地,沈入到事物內部，才能揭示深蘊的內含,去承受悲哀,在對悲哀的忍受、認識、接受過程中使靈魂漸趨成熟。裏爾克在給一個青年詩人的信中說:“我們悲哀時越沈靜,越忍耐,越坦白,這新的事物也越深、清晰地走進我們的生命,我們也就更好地保護它,它也就更多地成爲我們自己的命運。”⑦在裏爾克這裏,現實與理想、物質與精神、藝術與生活這些對立的範疇獲得了統一,實踐性的現實生存與非實踐性的審美生存獲得了平衡,從而結束了詩人靈魂長久的漂泊飛翔狀態,爲靈魂找到了博大厚重的依附——大地和萬物。他的歷程對中國詩人的精神出路有著重要啓示意義,讓我們重新考慮詩人生存的本體論問題,爲自己的靈魂找到真實可靠的根基。
由此,我又想到了21世紀初的中國詩人,我們不要希冀遺世獨立,而應該扎實地沈入大地和現實,做好準備去承擔新的苦難。世紀末並不是悲觀絕望的黑夜,世紀初也不是盲目樂觀的黎明,對於新世紀的任何浪漫企盼都是虛妄的。“跨世紀意味著既擁有一個結束,又擁有一個開始,也許更意味著擁有一個完整的過程。......現在,活著的這些人大體都能這樣地既面對一個世紀的日落,又面對一個世紀的日出,這無疑都是些生逢其時的幸運者。但這些富足的擁有者,卻必須爲這一歷史機遇付出代價,造物者冥冥之中無情地展示了它的公正。” ⑧這正是謝冕老人清醒的認識。而對於當下的青年詩人們來說,要以積極的態度主動地去承擔起真實的人生,“挺住就意味著一切!"
注:
①見戈麥《慧星》,第251頁.滴江出版社1993年第一版。
②《中國現代主義詩群大觀》,第337頁.同濟大學出版社1989年第一版。
③同①,第229頁。
④殷國明《藝術家之死》.第l30頁,花城出版社1990年第一版。
⑤參見劉小楓《沈重的肉身》，見《流亡與棲居》,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第一版。
⑥轉引自崔建軍《純粹的聲音》,第34頁,東方出版社l995年第一版。
⑦馮至譯裏爾克《結一個青年詩人的十封信》,第5l頁,三聯書店1994年第一版。
⑧謝冕《跨世紀的機緣》，見《跨世紀文叢》總序，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
2004年4月於上海盤灣裏公寓
200062上海市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 趙思運
zhaosy3054@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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